塞罕坝的寒风，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
龙千伦，如今的龙副官，却觉得这风里带着股别样的“清气”。他裹了裹身上略显宽大的日军呢子大衣，领口的狼毛蹭着他保养得宜的下巴。站在砬子沟一处刚被“清理”出来的高地上，他俯瞰着下面如同蚁群般蠕动的劳工和监工的土黄色身影，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满足。
这满足，与他小时候蹲在自家门槛上，看对面山头的树一年年变秃时那股憋闷，形成了奇异的对照。
他龙千伦，乃是龙家的一根独苗苗，从小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母亲那尖细的嗓音：“伦儿啊，你可一定要给娘争口气啊！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中了举人，放了县太爷，把这围场县牢牢地攥在咱们手里！让那些曾经瞧不起咱家的势利眼们，都好好瞧瞧！”
然而，他的父亲呢？却总是默默地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县太爷？龙千伦心中暗自嗤笑，那条猪尾巴辫子有什么值得去效忠的呢？
相比之下，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唾沫横飞地讲述着《水浒》的故事，听客们则拍着桌子大骂贪官污吏，那股子郁愤之气，反而让他觉得更为痛快淋漓。
他是聪明的，私塾先生也夸他“灵秀”，但这灵秀没用在八股文上。
他去了北平，心心念念要考京师大学堂，看看这新民国到底是什么样。结果？名落孙山。
但北平没白去，他混在游行队伍里，跟着热血沸腾的学生们砸过卖国贼的宅子，也为了糊口，在使馆区跟落魄的白俄大兵学了几个月的日语——没成想，这竟成了他日后安身立命的本钱。
在北平混不下去，他去了关外。
在奉天一家小酒馆里，他吃了顿霸王餐，正想溜号时，撞见几个中国苦力围殴一个日本青年。那青年穿着不俗，却势单力薄。鬼使神差地，龙千伦冲了上去，不是帮忙，而是用磕磕绊绊的日语喊了句“警察来了”，趁乱拉起那被打晕的青年就跑，自己胳膊上也挨了几下狠的。
后来他才知道，这青年是日本某个华族世家的私生子，虽不受待见，但姓氏本身就是护身符。这青年，就是如今在围场县驻军部队里混得“风生水起”的长谷川少佐。
龙千伦这“一拉之恩”，让他从一条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犬，一跃成了长谷川身边不可或缺的“中国通”、“龙桑”。
叫他汉奸？龙千伦最初听到这词时，眼皮都没抬。他吩咐手下，把那些嚼舌根的“刁民”抓起来，不用审，直接带到城外挖好的大坑前。
“皇军提倡‘绿化’，”他当时慢条斯理地说，手里把玩着一把精致的小锄头，“这人呐，埋在地底下，烂了，肥了土，正好种树，也算是替皇军、替这片土地做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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