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市看守所的铁门在身后缓缓合拢，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刘天穿着灰蓝色的囚服，双手被铐在身前，脚步踉跄地跟着看守所民警穿过长长的走廊。墙壁上的监控摄像头像沉默的眼睛，追踪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走廊尽头的审讯室透出惨白的光，将他的影子钉在斑驳的水泥地上。
“进去吧。”民警打开审讯室的铁门，冰冷的金属把手在刘天掌心留下刺骨的寒意。他抬眼望去，陈宇正坐在对面的铁椅上，面前摊着厚厚的卷宗，额头上的纱布渗出淡淡的血痕，小臂上的绷带也隐约可见。审讯桌的台灯将光线聚焦在卷宗上，在陈宇眼底投下深深的阴影。
刘天被按下肩膀坐在椅子上，手铐被固定在桌腿的铁环上。金属摩擦的声响在密闭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他下意识地蜷缩手指，却触到掌心磨出的茧子——那是常年握匕首和枪械留下的印记。
“需要喝水吗？”陈宇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审讯室里常见的压迫感。他推过一杯温水，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桌沿滑落，在桌面上洇出小小的水痕。
刘天盯着那杯水看了很久，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直到陈宇重新将水杯往他面前推了推，他才抬起颤抖的手，指尖刚触到杯壁就猛地缩回，仿佛被烫到一般。
“三年前在看守所，你弟弟给你写过信。”陈宇突然开口，翻开卷宗的某一页，将一张泛黄的信纸推到刘天面前，“他说知道错了，让你好好做人。”
刘天的瞳孔骤然收缩，视线落在信纸上那歪歪扭扭的字迹上。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但“哥，别恨警察”这几个字却异常清晰，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视网膜上。他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肩膀剧烈起伏，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才十七岁...”刘天的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泪水毫无征兆地涌出眼眶，“他们凭什么判他死刑？他只是个孩子！”
“三十七个孩子的家长，在法庭外等了三天三夜。”陈宇抽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画面里是幼儿园门口挤满的人群，有人举着“严惩凶手”的牌子，有人瘫坐在地上痛哭。“刘亮在幼儿园安装的塑胶炸弹，足以炸毁半个街区。”
刘天猛地别过头，却在墙上的反光中看到自己扭曲的脸。三年来他反复告诉自己，弟弟是被这个不公的社会逼上绝路，是陈宇这样的警察草菅人命，但此刻照片里那些绝望的面孔，却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脏。
“你走私芯片的资金，有一部分流向了境外的黑客组织。”陈宇翻开另一本卷宗，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银行流水和转账记录，“他们在三个月前攻击了滨海市的证券交易所，导致股市暴跌，五千多名投资者血本无归。”
台灯的光线落在刘天脸上，将他眼底的疯狂与挣扎照得一清二楚。他突然低笑起来，笑声在狭小的房间里回荡，带着令人心悸的绝望。
“血本无归？”他猛地拍向桌面，手铐与铁环碰撞发出刺耳的声响，“我爸妈当年就是被股市骗光了养老钱，我妈气急攻心脑溢血去世，我爸在工地上摔断了腿，那些坐在交易所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吸着别人的血发财？”
陈宇沉默地看着他，从卷宗里抽出一份病历推过去。那是刘天父亲的诊断报告，上面显示老人正在市第一医院接受免费治疗，主治医生的签名旁写着“费用由市公安局爱心基金承担”。
刘天的笑声戛然而止，手指颤抖地抚摸着病历上父亲的名字。他入狱三年，从未有人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只以为那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早已不在人世。
“你父亲上个月来看过你。”陈宇的声音放轻了些，“他说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他做的红烧肉，每次放学都要抱着他的腿喊‘爸爸最棒’。”
刘天的肩膀突然垮了下去，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他低下头，泪水砸在审讯桌上，在光滑的桌面上晕开小小的水洼。这个在停机坪上凶狠得像头野兽的男人，此刻像个迷路的孩子，呜咽声压抑在喉咙里，听得人心头发紧。
“他们说...我爸早就不要我了...”他哽咽着说，指缝间渗出的血珠滴在病历上，“我妈走的那天，他说没我这个儿子...”
“老人是怕你学坏。”陈宇递过纸巾，“他这些年一直在扫大街，每天凌晨三点就起来干活，就为了攒钱给你上诉。”
刘天接过纸巾的手剧烈颤抖，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把他架在肩膀上逛庙会，想起父亲在他第一次得奖状时偷偷抹眼泪，想起母亲去世那天，父亲背对着他说“滚”时，肩膀上抖动的弧度。那些被仇恨覆盖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像潮水般将他淹没。
审讯室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记录着时间的流逝。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看守所的探照灯亮了起来，光线透过铁窗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说。”刘天突然抬起头，眼睛红肿却异常坚定，“我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但你们要答应我，好好照顾我爸。”
陈宇点头：“这是我们的责任。”
刘天深吸一口气，仿佛要将胸腔里的浊气全部吐出。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经历，却偶尔被抑制不住的哽咽打断。
“我出狱后在工地搬砖，每天累得像条狗，却连我爸的医药费都凑不齐。”他看着桌腿上的手铐，金属的冷光映在他眼底，“有天晚上，一个叫‘幽灵’的人找到我，说能让我一夜暴富，还能帮我‘报仇’。”
“幽灵是谁？”陈宇拿出笔和纸，准备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