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pol的押解车驶离卢浮宫广场时，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条匿名短信，只有一行数字：“19:00，德拉克洛瓦画室，看《蒙娜丽莎》的微笑。”
我攥着手机回头望，玻璃金字塔的影子正被夕阳拉得很长，像根指向画室的指针。助理想跟着，我却摇了摇头——这趟约见，显然只适合我一个人去。
德拉克洛瓦画室的门虚掩着，推开门时，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松节油味。《自由引导人民》的真迹早已被移去保护室，墙上只剩空白的画框，而画框前的椅子上，坐着个穿灰色西装的老人，手里捧着一个紫檀木画盒。
“东方先生，我等你很久了。”老人抬头，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我是当年卢浮宫文物部的主管，也是……十年前那场‘失窃’的知情人。”
我没说话，目光落在他手里的画盒上——那盒子的锁扣，和拿破仑加冕剑剑鞘上的花纹一模一样。老人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轻轻打开盒子：里面没有画，只有一叠泛黄的文件，最上面那张，是十年前的文物交易记录，买方栏里的签名，赫然是现任卢浮宫馆长的名字。
“当年他父亲没偷嵌宝，是馆长联合拍卖行，把嵌宝卖给了瑞士的藏家。”老人的声音有些发颤，“我当时怕被报复，没敢说，直到三天前看到失窃清单，才知道有人在替他父亲翻案。”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钥匙，“这是藏品仓库的备用钥匙，《蒙娜丽莎》就在最里面的恒温柜里——那孩子没偷画，只是想借它逼我们这些知情人出来。”
我接过钥匙时，指尖碰到了老人的手，他的手在抖，掌心全是汗。“为什么现在才说？”我问。
老人望向空白的画框，声音低了下去：“上周我查出了癌症，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夜里总梦到他父亲，他站在修复工作室里，手里拿着放大镜，说‘嵌宝肯定能找回来’。”
藏品仓库的恒温柜打开时，我终于看到了《蒙娜丽莎》。她的微笑依旧神秘，只是画布左下角，多了个极淡的刻痕——是个“父”字，应该是那孩子藏画时，用指甲轻轻划上去的。
我掏出手机，给 interpol发了条信息，附上了那份交易记录的照片。刚发送完毕，老人的电话突然响了，是馆长的秘书打来的，说馆长“突发心脏病”，正在医院抢救。
“他不是心脏病。”老人挂了电话，苦笑着摇头，“是知道事情要败露，自己吓的。”
我看着《蒙娜丽莎》的微笑，突然想起清单上那行被加粗的字。原来从一开始，那孩子就没打算逃——他要的从来不是珠宝，不是名声，而是让那些藏在卢浮宫华丽地砖下的谎言，被阳光晒得无所遁形。
第二天清晨，卢浮宫发布了新的公告：拿破仑加冕剑嵌宝已追回，《蒙娜丽莎》完好无损，现任馆长因涉嫌文物走私被停职调查，十年前的文物修复工作室冤案正式平反。公告的最后，附了一张照片——那孩子在 interpol的拘留室里，手里捧着父亲当年的修复笔记，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笑。
我站在卢浮宫的台阶上，把那张匿名短信删除。阳光落在身上，暖得让人想叹气。或许有时候，所谓的“破案”，从来不是抓住凶手，而是帮那些被掩盖的真相，找到一个能被看见的出口——就像那三枚嵌宝，最终还是回到了剑鞘上，而那个迟到了十年的“清白”，终于赶上了这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