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八月。沪市。
空气里仿佛提前熬煮着硫磺与铁锈，粘稠得令人窒息。黄浦江的浊流裹挟着不明所以的喧嚣，呜咽着汇入更加浑浊的长江口。外滩那些哥特式、罗马式的庞然建筑依旧矗立，像一群身着华丽礼服却内心惶惶的巨人，沉默地注视着江面上游弋的、涂着旭日徽的灰色舰影。租界，这座巨大的“孤岛”，在战争全面爆发的阴影下，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畸形的繁荣与死寂交织的诡异图景。
一辆半旧的黑壳出租车，鸣着刺耳的喇叭，在熙攘却又弥漫着紧张气息的街道上艰难穿行，最终停在了一条离报馆不远、相对僻静的里弄口。
车门打开，先探出的是一根粗糙的木质拐杖，随即，阿勇略显笨拙地挪下车。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衫，右臂的衣袖空荡荡地垂着，用一根布带固定在身侧，脸色依旧带着伤后的苍白，但眼神却如同淬火的精铁，沉静而锐利。他站稳后，警惕地扫视着弄堂前后。
接着下车的是苏锦娘。她换上了一身素净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了件薄呢短外套，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利落的髻，脸上未施脂粉，眉眼间是挥之不去的疲惫，以及一种更深沉的、如同磐石般的坚定。她手中提着一个不大的藤编箱，里面是寥寥几件换洗衣物，以及那本记录着太湖诡谲经历的毛边纸册，和那枚裂痕遍布的青鳞引。
两人付了车资，一前一后，走进了光线昏暗的里弄。脚步踏在潮湿的青石板上，发出空旷的回响。
这里是苏锦娘早年置下的一处隐秘落脚点，知道的人极少。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狭窄，低矮，仅能放下一床一桌一椅，但窗户对着弄堂后院，相对隐蔽。
“先在这里安顿下来。”苏锦娘放下藤箱，推开积了薄灰的窗户，让沉闷的空气流通一些，“你的伤还需要静养，外面现在……不太平。”
阿勇默默点头，将拐杖靠在墙边，用左手熟练地打开水龙头，接水，擦拭桌椅。失去右臂的平衡需要重新适应，每一个动作都显得缓慢而用力，但他没有一丝抱怨或迟疑。
安顿下来后，苏锦娘立刻出门打探消息。她先去了一家相熟且位置偏僻的电报局，试图联系报馆的旧同事，却发现原本的联络方式大多已经失效。电报局的职员神色惶惶，低声议论着北站的爆炸和闸北越来越密集的枪声。
她又绕道去了趟报馆所在的那条街。远远望去，那栋熟悉的灰色小楼门口竟站着两个持枪的、穿着黑色制服的白俄警卫，气氛肃杀。一些面目陌生的、穿着中山装的人进出频繁。她心中一沉，知道报馆恐怕已被当局或别的势力接管，原有的同仁多半已离散。
昔日的信息枢纽，已然中断。
她不敢久留，低着头，匆匆融入街上神色各异的人流。药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人们在抢购纱布、酒精和奎宁；米店的木板门半掩着，伙计有气无力地喊着“今日无米”；银楼前却意外地热闹，一些衣着体面的人正焦急地将金银首饰兑换成更容易携带的美钞或金条。恐慌如同无声的瘟疫，在“孤岛”的繁华表皮之下悄然蔓延。
回到亭子间时，天色已近黄昏。苏锦娘带回了少许食物和一份刚刚出版的、墨迹未干的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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