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后的第三天，李家村的祠堂里飘着刚晒透的稻谷香，八仙桌上摊开的账本被风吹得哗啦啦响。二十多个村民围着桌子站成圈，烟袋锅子的火星在晨光里明灭，有人手插在裤兜里搓着衣角，有人踮着脚往账本上凑，空气里裹着股既期待又紧绷的劲儿。
村支书李建国蹲在门槛上，吧嗒抽了口烟，把烟蒂在鞋底摁灭：“今年合作社的稻子卖了好价钱，除去化肥、农药和收割机的费用，还剩四万二。按年初定的规矩，按人头和入社的地亩数分，每家每户的账都在这上面，大家先看看，有疑问咱再商量。”
他话音刚落，人群里的李保国往前挤了两步，手指在账本上戳了戳，声音陡然拔高：“凭啥我家只分一千八？我家五口人，三亩地，咋比二柱家还少？二柱家才四口人，两亩半地！”
这话像颗石子投进水里，人群顿时炸开了锅。二柱娘从人群后挤进来，手里还攥着刚摘的辣椒，脸涨得通红：“保国你这话啥意思？账是建国哥和会计一起算的，还能有错？”
“咋没错？”李保国梗着脖子，伸手把账本往自己这边扯了扯，“你看，你家这栏写着‘额外补贴两百’，凭啥给你补贴？”
李建国站起身，走过去把账本扶平，指着眼熟的那行字：“二柱家开春帮着合作社修水渠，忙活了半个月，这是误工补贴，年初开会时大家都同意的。”
“我咋不记得有这回事？”李保国还想争辩，旁边的李三叔咳了一声：“保国，你开春出去打工了，开会那天你没在，你媳妇替你应了的。”
李保国愣了愣，又不甘心地嘟囔：“就算有补贴，也不能差这么多……”他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祠堂门口传来“哐当”一声，陈老五拎着个空酒瓶，趔趄着走进来，酒气随着脚步飘过来，呛得离得近的村民往后退了退。
陈老五是村里出了名的“刺头”，老婆走得早，儿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就靠几亩地和打零工过活，喝酒后总爱说几句硬话，但心眼不坏。他走到八仙桌旁，把空酒瓶往桌上一墩，瓶底磕得桌子响，酒气喷在李保国脸上：“凭啥你只分这些？你咋不问问，开春买化肥，是谁垫了八千块？”
李保国被酒气呛得皱起眉，往后躲了躲：“陈老五你喝多了吧？买化肥的钱不是合作社一起凑的吗？”
“凑个屁！”陈老五一把揪住李保国的胳膊，手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开春合作社的账户里没钱，化肥经销商催着要款，说再不给钱就不送货。那时候你在哪？你在外地打工，村里找了好几家，没人愿意先垫钱。是我，我把儿子寄给我的养老钱取出来，垫了八千块，才把化肥拉回来。你现在嫌分少了，咋不问问那时候谁帮你垫的钱？”
李保国被他揪得胳膊生疼，想挣开却没力气，脸一阵红一阵白：“我……我不知道这事啊。”
“你不知道的事多了！”陈老五松开手，指着账本上的“垫付款项”一栏，“你看这上面，我的名字后面写着‘垫资八千，按一分利算，扣去利息八百，实分两千二’。我要是不垫这钱，今年的稻子能种上？你能有这一千八的分红？”
周围的村民也纷纷点头。李三叔叹了口气：“保国，老五说的是实话。开春那时候急得很，经销商天天打电话催，建国哥找了我好几回，我家那时候刚给孙子交了学费，实在没闲钱。最后是老五把钱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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