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0发子弹，你拿着，真是半颗都多匀不出来了。”
少尉苏东把两盒用油纸裹紧的子弹往张涵手心一拍，“武装部领来的弹药本就抠抠搜搜，分到每个人头上满打满算两百挂零，多一颗都得从弟兄们枪膛里匀。”
张涵猛地攥紧纸包，沉声道：“我懂，不光是你们这儿补充吃紧，依我看，眼下各支部队怕是都在为这事儿犯愁。”
仗一打起来，尤其是败了仗，那补给的难处就像烂泥地里拔腿，越使劲陷得越深。
原本规划的运输道，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效率也有可能会降低。
按张涵在社会实践大学这些年的见识，有些事不必说透，却像窗纸一样明。
物资补给的分配，从来不是平均的。
那些番号更响、跟中枢走得更近的部队，总能先拿到配额，清单上的数字也总比旁人厚实些。
剩下的份额往下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周转，到了他们这些一线部队手里，往往就比账面上的数目短了一截。
这年头，粮食、枪支、弹药都是紧俏物，经手的人多留个心眼，悄悄攒下些，未必是拿去换钱换金子，更多是揣在手里，为将来做打算。
毕竟局势动荡，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怎样，手里攥着这些实货，心里才踏实。
身居高位的人，想的远比底层人民复杂。
这局面能不能稳住，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多做几分打算，似乎也成了人之常情。
只是这般层层盘桓下来，真正能送到前线的，便所剩无几了。
苦的，从来都是底下扛枪的人。
至于查究？如今这光景，连阵地都未必守得住，谁还有精力细究那几箱弹药、几车粮食的去向？
大厦将倾之际，人人都在为自己盘算，这点心思，早已不算什么秘密。
再按理说，部队打残了，编制空了一大块，补充物资该更容易些吧？
可是仗打得分分合合，很多部队的驻地三天两头变，今天还在河东岸，明天可能就撤到了山背后，连个固定的坐标都报不准。
这种时候，就算后方仓库里堆着山一样的物资，也像隔着层摸不透的雾。
你不知道该往哪儿送，送过去了又找不着人，好不容易对上了，人家早就换了新地方。
补给这事儿，就成了追着影子跑，累得人直喘，还总差着那么一口气。
“可不是嘛！”苏东拿起桌上的水壶抿了一口，咂咂嘴像是在回味那点寡淡的水味，“前几天刚被调到这来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老琢磨着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补给线要是断了，咱们这帮人不就得喝西北风了吗？好在眼下还能匀着点，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顶在一线的，怎么敢克扣？”张涵从弹挂里掏出弹匣，捏起子弹往槽里压，黄铜弹壳撞击着发出“咔嗒咔嗒”的脆响，手上的动作却稳得很，“后头那些大官清醒得很，咱们在这儿多顶一天，他们就能多喘一天气，真把咱们逼急了，前线一垮，炮弹可不长眼，管你是办公桌还是太师椅，照样能砸出个窟窿来。”
“可谁想来顶？”苏东像是被这话戳中了什么，猛地把水壶往桌上一顿，壶盖“哐当”一声弹起来，在桌面打了个转又落回原处，溅出的几滴水珠在桌面上洇开小印子，“你去问问，这里三十多号人，除了几个班排长是党员，带着头往前冲，剩下的哪个不是被武装部的人半劝半拽弄来的？有的家里娃才刚会爬，有的老母亲还卧病在床，谁愿意把命搁在这荒郊野岭？”
“那话说你们是怎么被征召到这儿来的？不自愿和没有服过役的话，应该不会强征吧？”张涵打了个哈欠，困意像潮水似的漫上来，不经心的问了一句。
而此话一出，苏东心里那点硬撑着的劲儿忽然就泄了，他的嘴猛地抿住，半晌没出声，整个人倏地蔫了下去，肩膀松垮垮地垂着，方才眼里还带着的那点火气，一点点淡了，最后只剩下化不开的不甘心，混着说不清的颓唐，僵在脸上：
“还不是因为那个《战时民兵动员征召条例》说是前线吃紧，离前线近的城市，都得按数征民兵去前线守备，文件上的字黑沉沉的，谁也改不了。”
“好多人不愿意啊。”苏东扯了扯衣襟，声音发闷，“前线打成什么样，谁心里没数？私底下都说，这哪儿是守备，分明是去送死。”
“可人家政府和武装办的人，转头就扛着文件夹上门了，手里捏着的就是那个适龄人员登记表。”他嗤笑一声，像是在抱怨世道不公，“当初哪想到会有今天？好多人年轻时候找工作、上大学，填那个表不过是笔一勾的事，笔尖在纸上划过都嫌费劲儿。那会儿谁当回事？觉得就是走个过场，盖个红章就完了，战争？听着就跟戏文里的打仗似的，隔着十万八千里，远得没边儿。”
“武装部干事在县里说这个事儿，大喇叭里喊得震天，唾沫横飞地说‘保家卫国是义务’，胸脯拍得比谁都响，说什么‘家家有份，人人有责’。”
“可真到了动真格的，那些领导的儿子呢？我可没见着哪个穿着军装站在这儿吃风沙！不是托关系去了后方仓库管物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就是在县城里守着电话机当通信兵，喝着热水听着响，轮得到他们来这儿吃枪子儿？偏偏就盯着我们这些刨土坷垃的、修鞋掌的往火线上推，这叫什么狗屁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