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峰口大捷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国。
如果说“一·二八”淞沪抗战是警钟，那么“喜峰口血战”，就是一针打进整个民族血管里的强心剂！二十九军的大刀，砍出了中国人的威风，也砍出了一丝久违的希望。
一首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就此诞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只有最原始的愤怒和最不屈的呐喊。它从长城脚下，一路唱到了黄浦江边，唱到了彩云之南。无数的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黄口小儿，都会哼唱这几句。
然而，一场战役的胜利，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局的颓势。
在古北口，在罗文峪，在长城的每一个隘口，都上演着同样悲壮的故事。蒋介石派来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如第十七军，也在此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杀。黄杰、徐庭瑶这些黄埔出身的将领，指挥着他们的德械师，用马克沁重机枪和88毫米野战炮，与日军硬碰硬。士兵们用自己的胸膛，去堵敌人的枪眼，用集束手榴弹，去炸敌人的坦克。
长城，真的成了“血肉长城”。
但是，士兵们在前方用命拼杀，政客们却在后方的签押房里，盘算着妥协。
对于南京的蒋介石来说，他的战略大账本从来没有变过。他敬佩前线将士的英勇，但他更害怕，害怕这把火，烧得太大，烧过了长城，直逼平津，甚至引爆一场他毫无准备的、全面的中日战争。
他认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做好“all in”（梭哈）的准备。军队的现代化改编才刚刚开始，西南的战略大后方还没建好，国内的各派势力也尚未完全整合。现在跟日本全面开战，在他看来，就是自寻死路。
所以，他的底线是：可以打，但必须是“有限度的抵抗”。打的目的是为了“求和”，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能有一个不那么难看的筹码。前线将士流的血，在他看来，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为了增加谈判的“价码”。
于是，在喜峰口的欢呼声尚未散尽之时，一幕最令人心寒的场景出现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
在日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步步紧逼之下，已经接管华北防务的何应钦，派出了代表，和日本关东军的代表，坐在了一个叫“塘沽”的地方，进行谈判。
塘沽，就在天津边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尊严可言的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态度傲慢，提出的条件苛刻到了极点。而中方代表，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谈判桌，不像谈判桌，更像是一个屠宰场里的案板，而中国的华北，就是那块任人宰割的肉。
五月三十一日，一份名为《塘沽协定》的文件，被签订了。
这份协定的核心内容，咱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大白话：
中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长城一线，退到延庆、昌平、通州一线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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