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炎一个人佝偻着背坐在出租屋的屋顶上抽着烟，屁股底下垫着一块皱巴巴的旧报纸，是前几天捡来的《深圳特区报》，上面的招聘广告早就被他翻得卷了边。秋风裹着楼下夜市收摊的复杂气味飘上来——有烤生蚝的蒜蓉香、炒粉干的酱油味、还有清洁工扫地时扬起的灰尘混合着油腻的味道，这些气味黏糊糊地贴在他的鼻腔里，让他忍不住皱紧了眉，狠狠吸了一口烟。
烟是三块五一包的“红塔山”，还是昨天在楼下小卖部赊账买的，老板看他整天落魄的样子，脸拉得老长，嘴里念叨着“下次再赊就不卖给你了”。烟蒂在墨色夜色里明灭不定，火星随着他压抑的咳嗽声抖落在布满灰尘的青灰色瓦片上，烟灰积了长长一截，“簌簌”落在瓦片上，留下一个个浅黑的印记，与之前堆积的烟蒂痕叠在一起，像极了他人生里层层叠叠的失意。
眼前这座灯火辉煌的城市正值深夜，霓虹闪烁的高楼刺破云层，最高的那栋“京基100”顶端的红光在雾气中忽明忽暗，像一只冷漠的眼睛俯瞰着众生。车流在柏油马路上织成光河，尾灯的红光与路灯的白光交织流淌，偶尔有跑车呼啸而过，引擎声撕裂夜空又迅速消散在远处的街道。可这触手可及的繁华却像一层冰冷的玻璃罩，将他牢牢隔绝在外——他能看见写字楼里加班族亮着的窗口，却摸不到那份西装革履的体面；能闻到高档餐厅飘出的牛排香味，却买不起一份三十块的快餐；能看到情侣们手牵手走在步行街的霓虹下，却连自己的婚姻都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他不知道这城市里藏着多少见不得光的秘密交易，比如写字楼里的权钱交易、夜市摊后的偷税漏税、出租屋里的地下赌场，他只清楚自己的人生正一步步滑向难堪的泥沼——结婚两年，那个曾在婚礼上穿着红色旗袍、笑靥如花的妻子林娟，竟因婚前多次流产落下了无法生育的病根。这个真相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在他心口扎了整整半年，每次想到都疼得他喘不过气。
指尖的烟燃到尽头，烫得他猛地甩甩手，烟蒂打着旋儿坠下楼，在夜色中划出一道微弱的弧线，“嗒”地砸在一楼的水泥地上，弹了两下就不动了。他心里涌上一阵苦涩的讽刺：自己掏空了父母半辈子种粮、养猪、卖鸡蛋攒下的八万积蓄，那些沉甸甸的硬币被母亲用蓝布手绢层层包好，递给他时还反复叮嘱“省着花，在深圳照顾好自己”；再加上毕业后在深圳啃了三年馒头、住了两年地下室省出的四万多，每天两顿馒头咸菜，连矿泉水都舍不得买，渴了就喝公司卫生间的自来水，夏天热得受不了就用凉水冲澡。可就是这样攒下的十二万八彩礼，娶回的妻子竟藏着这样的隐情。
自从大学毕业那天抱着一摞简历走出校门，他就像只无头苍蝇在人才市场东奔西走。记得第一次去人才市场是在六月，深圳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化，他挤在乌泱泱的人群里，汗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简历被人挤得皱巴巴的，边角都磨破了。有个hr看了他的简历，皱着眉说“我们只要985、211的，普通二本就别来了”，还有个中介骗他交了两百块“介绍费”后就没了踪影，打电话也不接。那时候他才明白，象牙塔里老师说的“大学生是社会精英”就是句自欺欺人的空话，在人才济济的深圳，他这个普通二本毕业的学生，连蝼蚁都不如。
后来总算在一家小证券公司找到报表整理员的工作，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核对到眼睛发酸，眼白里布满血丝，滴多少眼药水都不管用。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发麻，晚上睡觉的时候，指尖还会无意识地抽搐，像是还在敲打着键盘。一个月两千多的工资，有时甚至比不上工地里技术娴熟的木工师傅一天的收入——他见过隔壁工地的木工师傅，每天下班都能揣着三百块现金，买一瓶冰啤酒、一碟花生米，坐在路边惬意地吃喝，而他要熬满一个月才敢去银行取一次工资，取完还要马上存一部分交房租。
好不容易托远房表哥的关系，才挤破头进了深圳这家不大不小的证券公司当报表整理员。表哥在公司当部门经理，当初为了给他安排工作，特意请部门总监吃了顿三千多的海鲜大餐，还送了两条中华烟，这些钱都是表哥先垫付的，陈炎到现在都没还清，每次见面都觉得抬不起头。
办公室在老旧写字楼的十三层，电梯三天两头出故障，他每天都要爬楼梯上去，爬到七楼就气喘吁吁，扶着楼梯扶手直不起腰，汗水顺着脊梁骨往下淌。夏天空调制冷不足，闷热的空气里混着打印机油墨的刺鼻味、同事外卖的酸辣味，还有靠窗女同事廉价香水的甜腻味，这些气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发酵，让他每天都头晕脑胀，只想呕吐。他的办公桌在最角落，紧挨着垃圾桶，每天都能闻到垃圾桶里腐烂外卖的味道，苍蝇在他头顶嗡嗡乱飞，他只能时不时挥挥手驱赶，可苍蝇像跟他有仇似的，总在他眼前晃悠。
他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核对到眼酸，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发麻，有时候为了赶报表，要加班到晚上十点多。有一次赶季度报表，他连续加班了三天，眼睛都熬红了，像只兔子，结果因为一个小数点的错误，被总监当着全部门的面骂得狗血淋头：“陈炎，你是不是猪脑子？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公司招你来是吃干饭的吗？再出错就滚蛋！”他低着头，脸烧得发烫，同事们的窃笑声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个月两千三百块的工资，在老家那个贫苦的村子里，足以让邻居们围着父母竖起大拇指，羡慕“陈家小子在大城市当白领有出息”。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会在电话里骄傲地跟他说：“村东头的王婶问我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两千多，她眼睛都直了！说她家儿子在县城打工才挣一千五，还累得要命！”可只有陈炎知道，在这个连城中村单间房租都要一千二的大都市里，这点钱扣除房租、水电费和基本伙食费后，连买件像样的衣服都要犹豫半天。
他从来不敢买超过五十块的衣服，身上穿的t恤都是在地摊上十块钱两件淘的，洗了几次就变形褪色；鞋子是拼多多上二十九块九包邮的，鞋底硬得像石头，走久了脚底板疼。每次路过商场，他都只是远远地看一眼，不敢进去——里面一件衬衫就要几百块，抵得上他半个月的工资。更别说攒钱买房、给父母养老了，他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有时候交完房租，兜里就只剩下几十块钱，要靠啃馒头度过半个月。
眼看就要满25岁，父母催婚的电话隔三差五就打过来，每次都用带着哭腔的语气说：“小炎啊，你都二十五了，村里跟你一样大的都当爹了！你再不结婚，我和你爸都没脸见人了！”村里的流言蜚语也传得沸沸扬扬，说他“读了大学反而娶不上媳妇”“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在深圳混得太差没人看得上”，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割在他心上，每次回家过年，他都不敢出门见人。
在媒人的张罗下，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林娟。媒人是他远房表姐，第一次带林娟来他家时，林娟穿着白色连衣裙，扎着马尾辫，脸上带着浅浅的妆容，长相清秀，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看起来单纯又本分。陈炎当时就心动了，他觉得自己能娶到这样的媳妇，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连睡觉都能笑醒。
可林娟的父母提出要八万八的彩礼，还说要在县城买一套房。陈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厚着脸皮挨家挨户求爷爷告奶奶，先是跟大伯借了一万，大伯叹着气说“小炎啊，这钱你可得早点还，我还等着给你堂哥娶媳妇呢”；跟二舅借了八千，二舅母在一旁脸色难看，嘴里念叨着“自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跟三姨借了五千，三姨拉着他的手哭着说“你爸妈不容易，你可得好好过日子”；又跟村里的信用社贷了两万，最后实在没办法，咬牙借了两万块月息三分的高利贷，高利贷的人还威胁他“要是到期不还，就打断你的腿”。
他把凑齐的彩礼送到林娟家时，林娟的父母笑得合不拢嘴，连说“陈炎是个好孩子”。婚礼办得风风光光，村里的人都来喝喜酒，父母穿着新衣服，笑得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可陈炎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因为林娟在婚礼上总是躲躲闪闪的，眼神不敢跟他对视，敬酒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
婚后没几个月，有一次林娟生病去医院，他陪着去拿药，无意间看到了她的病历本，上面写着“继发性不孕”，下面还备注着“多次流产史”。他当时就懵了，拿着病历本的手都在抖，指尖冰凉。他追问林娟，林娟起初还想瞒，说“是医生写错了”，最后在他的逼问下哭着承认了——她婚前交过三个男朋友，流过三次产，医生说她子宫内膜太薄，以后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陈炎感觉天旋地转，他想起父母电话里“啥时候抱孙子”的期盼，想起高利贷催债的短信里“再不还钱就上门找你父母”的威胁，想起自己凑彩礼时的艰辛，心里像堵了块浸满水的棉絮，沉得他连呼吸都觉得费劲。他冲出家门，在雨里跑了很久，雨水混着泪水流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泪。他跑到村口的老槐树下，抱着树干嚎啕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哭声在空旷的田野里回荡。
从那以后，陈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都无精打采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他干脆破罐破摔，不再回那个不足二十平米、墙壁发霉掉皮的出租房。出租屋在城中村最里面，窗户对着一堵墙，白天都要开灯，墙壁上的霉斑像地图一样从墙角蔓延到床头，角落里还经常有老鼠跑过，发出“吱吱”的叫声。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隔壁夫妻的争吵声、楼下夜市的喧闹声，他根本睡不着觉，只能睁着眼睛到天亮。
妻子林娟对他的疏离似乎早有预料，既不打电话追问他的去向，也不主动联系关心，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像最熟悉的陌生人。他偶尔深夜回家拿东西时，总能看到林娟窝在沙发里抱着手机聊得热火朝天，嘴角挂着他从未见过的温柔笑意，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打字，时不时还发出清脆的笑声。可只要他一进门，那笑意就瞬间消失，像被按了暂停键，转而换上一副冷淡的表情，把手机锁屏放在一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仿佛他是个透明人。
有一次他故意晚回家，想看看林娟在跟谁聊天，结果看到她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宝贝，他什么时候走？我在楼下等你，带你去吃上次那家火锅。”陈炎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他浑身发抖，想冲上去质问林娟，可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怕听到更伤人的话，怕这场婚姻连最后一点遮羞布都被扯掉。他默默地拿了几件换洗衣物，转身离开了出租屋，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脚步声显得格外凄凉。
冷锅冷灶的日子过久了，陈炎心里的苦闷像潮水般无处发泄，压得他喘不过气。公司里有几个同事喜欢赌钱，经常在午休时聚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赢了就请大家喝饮料，输了就骂骂咧咧。有一次他们缺个人，半哄半拉地把陈炎拉了进去，说“小赌怡情，输了算我们的，赢了算你的”。陈炎起初不愿意，说自己不会赌，可同事们围着他起哄，他抹不开面子，就半推半就地坐下了。
第一次赌钱他赢了两百块，同事们起哄让他请喝啤酒，他拿着那两百块，心里竟有种莫名的兴奋——这是他第一次这么容易就赚到钱，比他核对一天报表还轻松。他在楼下的小饭馆请同事们喝啤酒，点了一盘花生、几串烤串，啤酒瓶碰撞发出“叮”的脆响，同事拍着他的肩膀说“陈炎你运气真好，以后多跟我们玩”。他喝着冰凉的啤酒，觉得这是来深圳后最轻松的时刻，所有的烦恼都暂时被抛到了脑后。
可赌瘾一旦染上就像野草疯长，输了想翻本、赢了想多赢。他开始每天午休都跟同事赌几把，下了班还会去城中村的地下赌场。地下赌场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里面乌烟瘴气，烟味、汗味、酒味混杂在一起，赌徒们的叫喊声、骰子的碰撞声、钞票的清点声交织成令人疯狂的噪音。他在那里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把所有的苦闷都发泄在赌桌上，赢了就兴奋地大喊，输了就红着眼继续押注。
有一次他赢了五千块，本来想收手，可赌场老板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运气这么好，再赌一把，赢了翻倍”，他鬼使神差地又押了注，结果输得一干二净。他不甘心，又回家拿了存折，取了仅有的五千块存款，结果还是输了。最后他甚至把准备还高利贷的钱都押了进去，可还是没能翻本。短短一个月，他就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了赌场一千多块。
因为心思都放在赌钱上，他上班时经常走神，报表频频出错。有一次他把一只股票的持仓量算错了，导致公司损失了几万块，领导早就对他不满，之前就警告过他两次“再这样就滚蛋”，这次借着这个由头，顺理成章地将他辞退。当总监把辞退通知书拍在他桌上时，他连辩解的力气都没有，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物的塑料袋，里面还有一个用了三年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公司的logo，已经掉漆了。他走出那栋老旧的写字楼时，天空下起了小雨，雨点打在他的脸上，冰凉刺骨。
没了工作的陈炎像被抽了脊梁骨，整天浑浑噩噩地在街头游荡。他不敢回家，怕父母担心；不敢联系朋友，怕被嘲笑；只能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饿了就买个馒头啃，渴了就喝路边的自来水，晚上就蜷缩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身上盖着捡来的旧报纸。有一次他在公园睡觉，被巡逻的保安叫醒，保安骂他“流浪汉还敢睡在这里，赶紧滚”，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在街头走了一整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