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也透出更深层的信息——武之望与毛文龙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然而，东江镇牵扯辽东战局，朝廷不敢动毛文龙。只得将武之望调离，换一位新抚台——授李嵩（原太仆寺少卿）兵部右侍郎，任登莱巡抚。
这位李抚台生于万历元年，字恒龄，号醒园，标准的文官出身。他在心中冷哼：“又一个只会清谈、不懂实务的官老爷罢了。”
他目光转向莫师爷，心中一动，以征询的口吻笑着说道：“莫师爷，武老爷即将赴金陵履新，高升在即。不知师爷日后有何打算？若是暂无合适的去处，不如便来我这登莱团练，帮衬潘某一二，为团练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至于酬劳待遇等等，一切从优，断不会亏待了师爷。”
潘浒这话问得直接，莫师爷却仿佛松了口气般，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随即站起身来，郑重地向潘浒行了一个揖手礼，语气诚恳：“承蒙潘老爷不弃，愿收留友柏。能为潘老爷效力，友柏……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潘浒闻言略略一怔，随即也放声大笑起来。直到此刻，他才完全想明白，这位莫师爷恐怕早已料到武之望离任后自己的处境，此番主动送任命书上门，未必没有寻一条新出路的打算。无论古今，这些在官场沉浮的人物，个个都是人精，千万不能把谁当作傻子。
不过，这笔交易他潘浒终究是赚了。不仅拿到了覆盖登莱二州的合法练兵大旗，麾下更多了一位熟悉官场规则、人脉广泛、经验丰富的老牌师爷。他当即吩咐下去，安排酒宴，为莫师爷接风，也算是欢迎他正式加入潘庄这个团体。
俗话说，新年新气象。然而，进入天启六年的大明朝，非但没有展现出任何振作的迹象，反而在衰颓的路上越滑越远，局势愈发糜烂。
远在沈阳的野猪皮正在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意图起大军再次叩关，誓要将辽西那座孤悬在外的宁远城，以及城内那个名叫袁崇焕、屡屡挑衅他的“刺头”一举拔除，以泄心头之愤，并进一步拓展后金的战略空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绝佳的进攻机会，并非建奴自己创造，而是大明朝堂之上那些手握权柄的官老爷们，闭着眼睛、昏聩无能地亲手奉上的。
这事还需从天启五年十月说起。当时，以“九千岁”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彻底打压清算东林党势力，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布局。其中关键一步，便是派遣门人高第北上，取代了功勋卓着、稳守辽东的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此举鲜明地揭示，在大明朝堂的核心，激烈的党争已然凌驾于国战安危之上，关乎帝国命运的边防大事，在这些权臣眼中，不过是用来攻伐政敌、倾轧异党的工具而已。
高第乃是万历十七年的进士，此时已是六十有八的古稀老者，无论是精力还是能力，都远非镇守辽东的最佳人选。他一到任，基于畏敌如虎、但求无过的保守（或者说愚蠢）心态，便不顾袁崇焕的强烈反对，执意要撤除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堡等前沿要塞的防御力量，将屯守的军队、器械全部撤进相对“安全”的山海关内。
袁崇焕据理力争，坚决反对，甚至发出了“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安可轻撤？”的疾呼。然而高第心意已决，凭借其经略的身份，强行下达了撤退命令。结果，这场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军队仓促后撤，秩序混乱，连平日里囤积在各地仓廪中、以备军需的十多万石粮草，也因运输不及或干脆被放弃，而大量丢弃于敌前。这无异于资敌。更悲惨的是沿途的百姓，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撤退风暴卷入，被迫抛弃家园田产，颠沛流离，在严寒与混乱中逃亡，冻饿而死、践踏而亡者不计其数，哭声震野，惨不忍睹。
经略孙承宗、督师袁崇焕等人苦心经营多年的辽西防御体系，就在这一纸荒唐的命令和一场混乱的撤退中，被破坏殆尽，几近瓦解。
这也让同样年近古稀的野猪皮，清晰地看到了明军展现出的巨大混乱与虚弱。他在占领辽、沈，并定都沈阳后，一直渴望能彻底扫除明军在辽西的残余力量，将整个辽西走廊纳入版图，从而进一步威慑并控制蒙古各部，为他后续可能南下或西进的战略铺平道路。如今，明军自毁长城，天赐良机就在眼前。因此，拔除宁远这颗牢牢钉在辽西走廊上的钉子，便成了势在必行、志在必得之举。
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我大金”的天命汗终于忍不住了。他亲率建州八旗主力，并汇合部分蒙古喀尔喀部骑兵，总计约六万人（对外号称二十万），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沈阳城，一路向西，直扑宁远。
正月十七日，也就是潘老爷成为登莱团练使的同一天，建奴八旗大军的前锋已开始西渡辽河，兵锋直指孤城宁远。
此时的宁远，外围据点尽失，真正成为了一座孤立无援的危城，城内所有守军加起来，不足两万。形势，已是万分危急。以兵备副使袁崇焕为首的宁远守军，一方面坚壁清野，将城外可用物资尽数焚毁或运入城内，另一方面紧急动员城内所有青壮百姓，协同官军登城协防，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注定惨烈无比的攻城血战。
在登莱一隅，潘浒的目光在没有离开沙盘上那米粒大小的渤海小岛——觉华。
所有的铺垫皆已完成，子弹，也已上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