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缴获了二十匹马。民兵队留十匹，剩下的分给各村运输队。咱们有八个村，每个村分几匹？”（答案是1.25匹——这里引入了分数概念）
这些题不仅练算术，还潜移默化地教孩子们联盟的运作方式：为什么要交税，为什么要留种子，为什么要分配。有孩子问：“李叔，为什么剿匪缴获的马不全给民兵队？”李健回答：“因为运输队也需要马运粮运煤。民兵保护大家，运输队服务大家，都重要。”
简单账目部分，孙账房贡献最大。他教了一种“三栏账”记法：收入、支出、结余。虽然简陋，但清晰。孩子们学记账，从记自家收支开始：今天娘卖鸡蛋收入十个工分，买盐支出两个工分，结余八个工分。
《常识册》最杂，也最受孩子们欢迎。分五章：卫生常识、农技知识、安全知识、道德规范、律法基础。
卫生常识由老郎中和秀兰编写。老郎中口述，秀兰整理成孩子能懂的话。配图是秀兰画的，虽然歪歪扭扭，但意思清楚：一张图是一个人对着水缸直接喝水，旁边打个大红叉；另一张图是水在锅里烧开，倒进碗里，打绿勾。还有“洗手图”：饭前便后要洗手，用肥皂搓出泡泡。
农技知识由王石头等老农口述，吴先生整理。除了二十四节气歌，还有各种农谚：“清明前后，种瓜点豆”“麦收八十三场雨”（八月、十月、三月）、“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每句农谚都有解释，配上简单插图。
安全知识是郑老汉的地盘。他讲得生动：“防火就像防贼，灶前清干净，柴火放远点。”“防匪要耳朵灵，听到锣声别往外跑，上墙！咱们的墙高，土匪爬不上来。”“防灾……地震来了往空地跑，别往屋里钻，屋塌了压死人。”配图是郑小虎画的，虽然抽象，但动作夸张，孩子们爱看。
道德规范部分，王秀才憋了半天，最后写了十条，都是大白话：不偷别人东西，不欺负弱小，说话要算话，借东西要还，看到别人有难要帮忙，做了错事要认错，等等。每条后面跟个小故事，有的是历史故事（孔融让梨），有的是新家峁的真事（张三捡到钱还失主）。
律法基础最简单，就是把联盟的规章制度用孩子能懂的话写出来。李健亲自写：“咱们为什么要交粮？因为联盟要用粮养民兵保护大家，建学校让孩子们读书，请郎中给大家看病。为什么要守纪律？因为一个人乱来，比如乱扔垃圾，可能让全村人生病；比如打架，可能引发大冲突。守纪律是为了大家好。”
《常识册》印出来后，不仅孩子看，大人也看。很多成年人不识字，但看图能懂，听孩子念能学。有次李大嘴看见一个老汉蹲在路边，举着《常识册》的“卫生篇”对着太阳看，嘴里念叨：“喝开水……喝开水……我说我老是拉肚子，原来是喝生水喝的！”
四册教材编写完成时，已经是初夏。活字刻了八百多个（常用字加偏旁），排版技术也熟练了。李定国带着印刷组（五个手脚麻利的学生），日夜赶工，印出了六百套教材。虽然纸张是粗糙的草纸，墨色深浅不一，有些页还印歪了，但厚厚四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
教材发到学生手里那天，学堂像过年。孩子们排着队，一个一个领书。领到的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宝贝。有孩子当场翻开，指着字念：“人……口……手……我会了！我会了！”
红丫——那个第一个报名的小姑娘——领到书后，跑到吴先生面前，深深鞠躬：“谢谢吴爷爷！我……我一定好好学！”
吴先生眼圈红了，摸她的头：“好孩子，好好学。学好了，将来当先生，教更多的孩子。”
教材不仅用于学堂，还用于夜校、扫盲班。李健规定：所有十六岁以下必须上学，旷课扣家长工分；十六岁以上鼓励上学，上学期间记一半工分（相当于带薪学习）；扫盲班免费，学会五百个字奖励十工分。
开始有些家长嘀咕：“孩子上学耽误干活……”“大人上学，谁挣工分养家？”
李健让苏婉儿算账给大家听：“一个孩子上学，一年联盟补贴三百工分，相当于白得三百斤粮。你让孩子放羊、砍柴，一年能挣这么多？而且孩子识字了，将来能当先生、当账房、当技术员，一个月挣的工分顶你干三个月。大人上学，虽然只记一半工分，但识字了能当小组长、当记录员，工分更高。这是投资，不是浪费。”
账算明白了，大家都支持。甚至有些老人，六七十岁了，也颤巍巍地去扫盲班，说“死之前要认几个字，不然白活了”。
教材的实用效果，很快显现出来。
春耕时，孩子们学了“二十四节气歌”，回家背给父母听：“爹，清明到了，该种瓜了！”“娘，谷雨要下雨，赶紧播种！”父母将信将疑按着做，果然庄稼长得好。
夏收时，学了算术的孩子，帮家里算产量：“咱家这亩地，打了三石麦子，交税三斗，留种五斗，还剩一石七斗。够吃三个月！”算得清清楚楚，不怕粮官克扣（虽然新家峁没粮官，但习惯难改）。
秋粮入库时，几个算术好的孩子被抽去帮忙记账。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数目清楚，进出明白。孙账房看了直点头：“这些孩子，比县城粮店的伙计强！”
连卫生习惯都改善了。孩子们学了“喝开水”，回家监督父母；学了“勤洗手”，吃饭前非要全家排队洗手；学了“垃圾入桶”，看见乱扔的就喊：“书上说了，乱扔垃圾生蚊子，蚊子传疟疾！”
李大嘴有次偷偷往路边扔了块果皮，被他八岁的儿子逮个正着。儿子叉着腰，学先生的样子：“爹！《常识册》第15页，第三条：垃圾入桶，违者罚扫街！你要我告诉李叔吗？”李大嘴赶紧捡起来，讪笑：“爹错了，爹错了……”
教材成了新家峁的“软实力”，也成了对外展示的窗口。周边村子听说新家峁有免费学堂、实用教材，羡慕得眼红。赵家庄的村长厚着脸皮来，想买几套教材。
“李盟主，我们村也想办学堂，可没教材……您这教材，能卖我们几套吗？我们出粮食换。”
李健想了想：“卖可以，但很贵。一套教材，要一石粮。”
一石粮，一百二十斤，够一家人吃一个月。赵家庄村长咬牙：“买！买五套！我们几个村合着用！”
教材流传出去，新家峁的名声更响了。有人说：“新家峁的孩子，七八岁就会算账识字，比县城的孩子还强！”有人说：“他们那教材，画的图真好看，字也实在，不搞虚的。”
而教材的编写团队，也在实践中脱胎换骨。吴先生从老学究变成了务实的教育家，不再张口闭口“子曰诗云”，而是说“这个字孩子用得上吗？”；王秀才从死读书变成了实用主义者，现在教道德规范，全用身边例子；李定国更是成长飞快，不仅教学有一套，还开始思考更深的问题。
一天放学后，李定国来找李健，手里拿着本《算术册》：“李叔，我在教‘分配比例’时，有孩子问：为什么咱们联盟要‘按劳分配’？为什么不能所有人平均分？他说，平均分最公平。”
“你怎么回答的？”李健问。
“我说，平均分看起来公平，但其实不公平。”
李定国认真地说，“比如两个人一起挖煤，张三挖十筐，李四挖五筐。如果平均分，每人七筐半。那张三就会想：我干得多，凭什么和李四分一样多？下次他就只挖五筐，甚至偷懒。时间长了，大家都偷懒，煤就挖不出来，所有人挨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大家才有干劲。但联盟也会照顾干不动的人——老人、孩子、病人，保证他们有基本口粮。这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李健惊讶地看着他。这孩子，不仅理解了，还总结出了道理。
“你讲得很好。”李健赞赏，“教育不仅要教知识，还要教道理。让孩子们明白，咱们的规矩为什么这样定，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李叔，”李定国犹豫了一下，“我在想……能不能编一本《道理册》？专门讲这些道理：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守纪律，为什么要发展生产，为什么要保卫家园。不光给孩子看，也给大人看。让所有人都明白，咱们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建设。”
李健眼睛亮了：“好主意！你牵头编，吴先生指导。这本册子，不用之乎者也，全用大白话，配上插图。让识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听人念也能懂。”
《道理册》的编写，成了新家峁思想建设的开端。李定国带着几个年轻教师，收集联盟里的真实故事：王石头带领开荒的故事，郑老汉训练民兵的故事，秀兰救难产产妇的故事，韩师傅改进工具的故事。每个故事后面，提炼出一个道理：勤劳才能致富，团结才有力量，知识能救命，创新能进步。
册子印出来后，家家户户发一本。晚上，油灯下，识字的孩子念给全家听。很多道理，大人们以前模糊感觉到，现在清晰了；很多做法，以前只是跟着做，现在明白了为什么。
教育，像春雨，润物无声。它不仅改变了孩子，也改变了成人，改变了整个社区的风气。现在新家峁的人，走路挺直，说话有条理，遇事讲道理。外来的人说：“新家峁的人，看着就不一样，眼里有光。”
崇祯四年的秋天，新家峁学堂举行了第一次毕业典礼。五十个孩子完成了五年学业，识字过千，会算账，懂常识，明事理。他们穿着干净的衣服（虽然多是补丁），站在学堂院子里，朝气蓬勃。
李健看着这些少年少女，心里感慨万千。几年前，他们还是流民的孩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眼神空洞。现在，他们健康、自信、眼里有光。
“孩子们，”李健在典礼上说，“你们是新家峁的第一批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做官——现在朝廷乱了，官也不好当；不是为了炫耀——识几个字没什么可炫耀的。读书是为了明理，是为了让生活更好，是为了有能力帮助别人，建设家园。希望你们记住学到的知识，更记住学到的道理：勤劳、团结、守信、互助。用这些，去创造属于你们的生活。”
孩子们眼神坚定。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改变。而改变他们命运的，不仅是那些粮食和砖房，更是那些印在粗糙纸张上的字句——那些关于人、口、手、日、月、山、水的字句，那些关于怎么算账、怎么种地、怎么做人的道理。
那些字句，像种子，撒在了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
现在，种子已经发芽，长出嫩绿的苗。
未来，这些苗会经历风雨，会长成什么树，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