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中的一天，寅时刚过，天色还是一片墨蓝，新家峁打谷场上已经人影幢幢。这不是紧急集合的锣声召来的，也不是土匪来袭的警报，而是每月两次“大集”日的寻常清晨——但在这寻常之下，崇祯五年的大明朝，正经历着不寻常的动荡。
从新家峁本联盟的很多户人家，到周边马家庄、赵家堡、王家屯等十里八乡的村民，甚至还有从三十里外县城赶来的行脚商人，都像归巢的鸟雀般往这里聚集。
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摊位已经沿着打谷场边缘排成了蜿蜒的长龙：东边是农产品区，新收的麦子、金黄的玉米、还带着露水的瓜菜、码得整整齐齐的鸡蛋；西边是手工业区，韩师傅新打的曲辕犁泛着木质的暖光，孙铁匠的镰刀刃口闪着寒芒，老谢的陶器釉色温润；南边的小吃杂货区最是热闹，羊肉汤锅咕嘟作响，炸油糕的香气霸道地弥漫开；北边的牲口区，驴骡轻嘶，鸡鸭咕哝，活脱脱一幅乱世中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李大嘴作为集市管理所所长，子时就起了床。他手里的铁皮喇叭（李健用薄铁皮卷的，虽然粗糙但扩音效果惊人）在晨雾中格外响亮：“各位乡亲，按号摆摊！甲字区农产品，乙字区手工业，丙字区小吃，丁字区牲口！不得争抢，不得越界！”
一个从赵家堡来的卖陶汉子苦着脸：“李所长，我这摊子前头有棵树，挡着了，能不能挪挪？”
“树是公家的，摊子是临时的！”李大嘴指着地上用石灰粉画出的规整方格，“看见没？每个摊位三尺见方，童叟无欺！嫌挡光？下回早点来排队抢好位置！”
汉子只好缩回去，把陶罐往阴影里摆了摆。他带来的陶器质地粗糙，釉色不均，比起新家峁老谢烧的差了不止一筹。可即便是这样的货色，在如今的世道也是硬通货——陕西连年大旱，能烧陶的窑口越来越少。
集市日的设立，是新家峁商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崇祯五年这个特殊年份里的经济奇迹。
当陕西大部分地区“赤地千里，人相食”时（《明史·五行志》载崇祯四年“陕西大旱，人相食”），当河南、山西流民遍地时，新家峁这块方圆不足几十里的土地，竟能每月举办两次数百人规模的市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写入地方志的异数。
李健把集市日定在每旬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不安排重体力劳动，让所有人有时间赶集。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却深含经济学原理——集中交易产生规模效应，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在崇祯五年这个时间点上，这个决策更显珍贵：朝廷的“三饷加派”压得百姓喘不过气（辽饷、剿饷、练饷合计每年超过两千万两），各地官府层层盘剥，民间商业几乎停滞。新家峁的集市，成了黑暗中的一点萤火。
今天七月初一，正好是说书场开讲的日子。打谷场中央搭了个三尺高的简易木台，说书先生是吴先生从县城“请”来的——其实是用三十斤小米换来的说书权。先生姓柳，五十多岁，瘦得颧骨高耸，但一开口，那声音洪亮得能传到半里外：
“话说那关云长，胯下赤兔马，手中青龙偃月刀，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为的是寻那结义兄长刘玄德……”
醒木“啪”地一拍，全场瞬间安静。孩子们挤在最前排，眼睛瞪得溜圆；大人们一边支着耳朵听书，一边手上不停——称粮食、量布匹、数流通券。这是乱世中难得的惬意时刻，虽然只是暂时的。
李健在集市上巡视。他穿着普通的青布短衫，但所到之处，人们都不自觉地让开一条路，脸上露出敬重的神色。
走到韩师傅的木器摊前，那里已经围了三层人。新做的播种耧、改良的曲辕犁、带抽屉的炕桌，每件都贴着小小的价签：五工券、八工券、十二工券……
“韩师傅，生意兴隆啊。”李健笑着打招呼。
“托李盟主的福！”韩师傅抹了把额头的汗，咧开缺了颗门牙的嘴，“这大集真是好！光是今早，就定了三张炕桌、两架播种耧。您看这个，”
他指着角落里一个奇特的木器，“这是我新琢磨的‘风扇车’，能扇谷子里的糠秕，比用手扬省力多了！”
李健仔细端详那木器，结构精巧，风叶的角度经过精心计算。“好手艺！”他由衷赞叹，“定价多少？”
“十五券。”韩师傅搓着手，“就是木料难寻，好木料都让官府征去修城墙了……”
这话触动了李健的心事。就在半个月前，延安府来了公文，要求新家峁“协饷”五十石粮、三十根梁木。
李健让吴先生写了陈情书，详细说明新家峁是流民安置点，自给尚且艰难，最后送去了陈粮了事。但这事像根刺，扎在心头——朝廷的触角，终究会伸过来。
就在新家峁百姓沉浸在集市的热闹中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城，崇祯皇帝正在乾清宫里大发雷霆。
在一个比较寻常的早朝上，兵部尚书跪在地上，冷汗浸透了朝服。“启奏陛下，陕西流寇王嘉胤部已窜入山西，连克石楼、永和两县……宣大总督张宗衡请调边军协剿……”
“调！调！调！”崇祯猛地一拍御案，案上的茶盏跳了起来，“朕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何流寇越剿越多？去年还说陕西已定，今年怎么就进了山西？！”
殿内鸦雀无声。大臣们低着头，心里都清楚：自从上次的己巳之变后，朝廷精锐损失惨重；加征三饷导致民变四起；更可怕的是，今年春天开始，后金兵多次入塞劫掠，宣府、大同一带烽火不断。朝廷就像个四处漏水的破船，堵了这头，漏了那头。已呈摇摇欲坠之态。
户部尚书毕自严硬着头皮出列：“陛下，剿饷已拨一百二十万两，但各省拖欠严重……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已半年未解饷银……”
“那就催！严催！”崇祯的脸色铁青，“传旨：各州县欠饷超过三月者，知县降级；超过半年者，革职查办！”
这道圣旨，将在两个月后化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多的州县因为催饷过急，衙役逼死数人，激起更大民变。但此刻，乾清宫里的君臣都不会想到这些。
退朝后，内阁首辅周延儒回到文渊阁值房，疲惫地揉着太阳穴。幕僚轻声禀报：“阁老，陕西巡按御史吴甡有密奏到。”
展开密奏，字字惊心：“……延安府治下，有‘新家峁’一处，聚流民千余，自设规制，自铸钱钞，自练民兵，俨然独立王国……”
周延儒的眉头皱了起来。他提起笔，想写点什么，又放下了。最终，他在密奏上批了四个字：“暂缓处理。”
不是他不想管，是管不过来。辽东、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大明的疆土上，烽烟处处。一个聚集千把流民的山峁，在朝廷的危机清单上，还排不上号。
新家峁的集市，在说书先生的醒木声中继续着。但在这片繁华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李大嘴安排的情报员——几个机灵的半大孩子，像泥鳅一样在人群中钻来钻去。他们假装玩耍，实则竖着耳朵收集信息。这是李健建立的情报网的末梢，虽然原始，但有效。
一个孩子跑到李大嘴身边，压低声音：“李叔，北边牲口区，有三个生面孔，一直在打听咱们的民兵有多少人，武器是哪儿来的。”
李大嘴眼神一凛：“继续盯着，别打草惊蛇。”
另一个孩子跑来：“西边小吃摊，几个外村人在说，五十里外的黑风寨，上月火并了，新寨主姓高，手下有二百多人，专抢大户。”
“知道了，去领块糖。”李大嘴摸出几张最小面值的流通券，孩子们欢天喜地跑了。
这些零碎信息，将在傍晚汇总到李健的案头。他需要从这些碎片中拼出完整的图景：哪里闹土匪，哪里闹饥荒，哪里的官府有什么动向。
而此刻，集市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流通券的普遍使用。
在布摊前，一个马家庄的妇人用三张一尺券扯了六尺细布——新家峁的布比县城的便宜两成，而且可以用券买，不用扛粮食来换。
在铁匠摊前，一个赵家堡的铁匠学徒盯着那把灌钢腰刀，眼里都是渴望。五十工券的价格让他望而却步——这相当于他家两年的口粮钱。
但他还是掏出了积攒多时的流通券，买下了一把普通菜刀。流通券在他手里攥出了汗，这些纸片是他打了三个月短工换来的。
“这玩意儿真能当钱使？”旁边一个新来的外乡人小声嘀咕。
“咋不能？”摊主孙铁匠眼一瞪，“你拿券去钱庄，随时换粮食！咱们新家峁说话算话！”
那外乡人将信将疑地掏出几块碎银：“我用这个成不？”
孙铁匠摇头：“咱们只收券，银子……谁知道成色咋样？”
这是李健定下的规矩：集市交易以流通券为主，金银铜钱为辅。一来保证流通券的信用，二来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崇祯年间私铸成风，含铜量不足三成的“恶钱”遍地都是，还不如新家峁有粮食背书的流通券可靠。
就在集市最热闹的午时，一队风尘仆仆的人马从西边官道而来。打头的是郑小虎带领的侦察队，十个人，人人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锐利。
他们径直找到正在巡视的李健。
“李叔，”郑小虎压低声音，“西边八十里，出大事了。”
两人走到僻静处。郑小虎带来的消息让李健的心沉了下去：六月下旬，流寇“闯将”李自成部与“八大王”张献忠部在甘肃合兵，东进陕西。就在三天前，这股流寇攻破了保安县，知县自缢，县库被抢掠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