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河上的薄雾尚未完全散去，“维多利亚女王号”邮轮沉重的船体正缓缓调整方向，准备驶向广阔的公海。在伦敦这座城市留下的最后印象，除了海伦娜公主那抹淡蓝色的身影和手中沉甸甸的照相机，便是那几箱伪装巧妙、内容却足以撼动一个国家工业根基的技术资料。埃德尔站在舷窗边，目光似乎穿透了伦敦灰色的天空，投向东南方向那片被称为欧洲大陆的土地。然而，他此刻思绪的焦点，并非遥远的布加勒斯特，而是另一个即将与他产生微妙交集的首都——巴黎。
就在邮轮鸣响最后一道离港汽笛，缆绳即将解开的时刻，一辆黑色的、挂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外交牌照的轿车，悄无声息地驶过湿漉漉的码头石板路，停在了一处不引人注目的仓库阴影下。车上下来一位衣着考究、留着精心修剪的短须的中年男子，他抬头望了望这艘庞大的邮轮，目光精准地投向了埃德尔所在的那排舷窗。此人正是法兰西共和国驻圣詹姆斯宫廷（即英国）大使，皮埃尔·德·拉·图尔·杜潘伯爵。一位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扞卫法国利益不遗余力而着称的外交官。
他没有下车上船，也没有挥手致意，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如同一只察觉到猎物动向的猎犬。埃德尔在英国的成功，尤其是他在剑桥辩论会上展现出的战略视野，以及随后与英国石油巨头们秘密接触的风声，早已通过大使馆的情报网络，变成了摆放在杜潘伯爵办公桌上的一份份急件。英国人在巴尔干获得一个潜在的、拥有石油和战略位置的盟友？这对一心想要维持欧陆均衡、并竭力遏制德意志帝国影响力的法国而言，绝非好消息。
“我们的小朋友，似乎给了约翰牛（指英国人）太多不应有的关注。”杜潘伯爵对身边的随员低声说道，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冰冷的意味，“是时候让他知道，在欧洲，不仅仅只有伦敦一个值得结交的首都。”
邮轮终于完全驶离了码头，庞大的船身逐渐融入泰晤士河下游的雾气中。杜潘伯爵转身回到车上，吩咐道：“给巴黎发报，罗马尼亚王储已离英。建议在他返回布加勒斯特的航程中，安排一次‘偶然’的会面。地点……可以在巴黎，或者，更理想的是在一条法国的邮轮上。”
几乎是在“维多利亚女王号”驶入英吉利海峡，开始迎接第一阵强劲海风的同时，一封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加密电报，已经穿越海峡，抵达了邮轮船长室。电报以法国航运公司的名义，礼貌地通知“维多利亚女王号”船长，由于预定的航线前方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建议船只临时停靠法国勒阿弗尔港进行补给和短暂休整，以确保乘客安全和舒适。这是一个合情合理，且难以拒绝的建议。
当亚历山德鲁将这个消息低声汇报给埃德尔时，埃德尔正摊开一本关于法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书籍在膝头阅读。他闻言，手指在书页上轻轻敲击了两下，脸上没有任何意外的表情。
“勒阿弗尔……法国人动作很快。”他合上书，站起身，走到舱壁上的海图前，“看来，我们与伦敦的亲密，已经引起了巴黎的不安。或者说，兴趣。”
“殿下，我们需要警惕。法国人的外交手腕，向来以精细和……无孔不入着称。”亚历山德鲁提醒道，他的眉头微微蹙起，本能地对任何计划外的变故感到担忧。
“警惕是必要的，但也不必视为洪水猛兽。”埃德尔转过身，眼中闪烁着思索的光芒，“法国与英国，在对待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忧虑，但彼此之间又是竞争的对手。这种复杂的局面，对于罗马尼亚而言，未必不是机会。英国能提供的，法国或许也能，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愿意提供。”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分析道：“法国资本同样雄厚，尤其在重工业、金融和某些尖端科技领域。而且，法国在地缘上更需要东欧的盟友来牵制德国。如果我们能巧妙地周旋于两者之间，而不是完全倒向任何一方，罗马尼亚就能获得更大的外交空间和更优厚的合作条件。”
“您打算在勒阿弗尔见法国人？”亚历山德鲁问。
“既然他们‘邀请’了，我们没有理由避而不见。”埃德尔嘴角勾起一丝微妙的弧度，“这或许是一个了解法国人底线和意图的好机会。准备一下，如果停靠勒阿弗尔，很可能会有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登船拜访。注意保密，不要引起船上其他乘客，特别是可能存在的英国眼线的注意。”
“维多利亚女王号”按照“建议”，在第二天清晨缓缓驶入了勒阿弗尔港。相比于伦敦的灰暗凝重，勒阿弗尔港在晨光中显得明亮而富有活力，高耸的起重机、忙碌的码头工人以及远处城市轮廓线，都透露出与英国工业城市不同的气息。邮轮停稳后，并未有大量乘客下船，港口的补给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果然，在午餐时间过后，一位自称是“法国航运公司高级代表”的男士登船，请求觐见埃德尔王储，表达对航线变更的歉意，并赠送一些“法兰西的薄礼”。在埃德尔的授意下，他被引到了套间的客厅。
来者并非杜潘伯爵本人，而是他的首席秘书，莫里斯·勒布朗先生。一位同样精明干练，但姿态更为谦逊低调的外交官。他带来的“薄礼”是一箱年份上佳的波尔多红酒，以及几本装帧精美的关于法国艺术和建筑的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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