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将美国理想主义与现实安全威胁捆绑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代表团的立场。尽管威尔逊本人仍对欧洲复杂的民族问题感到困惑和不安，但他的顾问们开始更多地考虑法国人提出的“现实安全需求”。
埃德尔本人也感受到了变化。他与法国代表团成员的会晤变得更加频繁和深入，对方会向他透露一些委员会内部的争论细节，并共同商议对策。法国军方代表也开始非正式地接触罗马尼亚的军事代表，讨论起未来军事合作的初步设想，仿佛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开始预热。
这种强有力的支持，极大地增强了埃德尔在和会上的底气。他可以在面对质疑时，更加从容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克里孟梭这只“老虎”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发出震慑性的咆哮。法国的影响力，如同一个无形的护盾，为他抵挡了来自各方的明枪暗箭。
当然，斗争远未结束。与匈牙利的边界划分细节、多布罗加南部与保加利亚的争议、以及未来少数民族的保护问题，都还需要艰苦的谈判。但局势已经明朗：由于与法国的秘密交易，罗马尼亚不再是那个可以被随意拿捏、其核心利益可以被当作筹码牺牲的小国。它已经成功地把自己嵌入了胜利者——特别是法国——规划的未来欧洲蓝图之中。
当埃德尔走出又一次激烈的会议现场，看到法国代表向他投来的、带着默契和鼓励的目光时，他心中明白，那份在阴影下签署的备忘录，正在阳光下的谈判桌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领土和国家安全。为了“大罗马尼亚”，他走上了一条与法国深度绑定的道路，前方或许有依赖的风险和卷入大国冲突的宿命，但在此刻，1919年的巴黎，这是他唯一能带领国家走向强大的选择。历史的车轮，已经因他那晚在克里孟梭书房里的豪赌，而微微偏转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