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光五年五月，随着田蚡的逝世，刘彻在政治上最后的掣肘解除了。在田蚡病重、韩安国坠马、丞相薛泽消极工作后，刘彻迫不及待建立了“尚书议事”的制度，并从“贤良方正”中选拔了白衣老儒生公孙弘。
公孙弘是“二进宫”，他第一次被选拔是建元元年的事情，但是当时出使匈奴后就被弃用了。其实刘彻不是真的对他不满意弃用他，而是怕他对匈政治主张激进，又无背景靠山，被窦氏和田氏的外戚轻易搞掉，于是选择让公孙弘沉沦了十年后再委以重任。
除了公孙弘和小舅子卫青，当时被刘彻重用的秘书还有五个人，他们是：中大夫主父偃（相当于秘书长）、经济秘书侍中桑弘羊、事务秘书侍郎司马迁、军事秘书郎中徐乐以及政务秘书郎中严安。
主父偃是卫青推荐的人，最早得不到皇帝接见，后来递了一封叫《九事》的奏折得到了皇帝刘彻的欣赏。《九事》中的“八事”是建议制定新的制度法令（包括“推恩令”的最初构想），另外“一事”是讨伐匈奴的构想。徐乐和严安是与主父偃同时上疏的，也表达了主张对匈奴强硬的态度。这三人同时收到刘彻的郎中官职加封，后来主父偃因为政务能力突出被连升四级到中大夫，成为秘书长。
桑弘羊本是商人家庭出身，因算学天赋异禀被同为商人背景的冶铁官孔仅和盐务官东郭咸阳举荐进入刘彻幕下，并很快获得了刘彻的重用。
相比以上诸人，司马迁属于儒生清流。司马迁是太史令司马谈的儿子，嫡长子，太史令家族的传人。太史令家族是代代相传的史官家族，而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师从当世的儒生首领董仲舒学习，是根红苗正的儒生清流。自从在未央宫与司马迁结识后，司马迁隔三岔五就会来李家就一些时政话题与李敢交换意见（其实是单项输出多）。只要大爷在家，司马迁都会很恭敬的给大爷行晚辈礼，这很对大爷的脾气，每次都跟李敢说要向司马迁学习。
大多数时候接待司马迁的还是李敢，因为与皇帝接触更多，司马迁在谈话中经常会透露出重要的政治信息。很多时候李敢因为执勤也能接触皇帝和大臣的日常奏对，但是他显然不如司马迁熟悉政务，经常也会就自己不理解的政治博弈向司马迁请教，请教的理由是大爷说的：他要“向司马迁学习”，司马迁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回答。因为要筛选这些信息用“篆体密文”的形式传递给大爷和二大爷，李敢每次都喊我在旁，司马迁走后让我帮他翻译成“篆体密文”遣人送给大爷和二大爷。
那时候我觉得司马迁真的是个非常聪明能干、前途无量的官员，因为我们丘八们看不懂的政治博弈他都是“门儿清”的，但是很多年后回忆起来，我才发现：司马迁固然也是聪明绝顶、行为正直的人，但是因为老儒生的立场局限，司马迁对朝堂博弈的很多解读也存在明显偏颇，特别是对官员的品德评价以及揣摩刘彻圣意的解读，都难免非黑即白，并不能很好的诠释复杂的政治博弈。
我知道大爷只是因为司马迁对他尊敬而喜欢司马迁，和司马迁不正面接触的二大爷对这个贴上来的小官才是真的特别的喜欢。从陈何的事情之后，二大爷就给了李敢支配李家财库的权力，因为成年李家男丁常年在长安的只有李敢，为了应付突发事件，李敢得有财库支配权。
其实李敢不喜欢学文化，也不喜欢管钱。开始司马迁过来清谈，李敢就是嘴巴客气，好茶好点心招待，都不知道给点车马费，直到二大爷明确了才知道要给司马迁包红包。二大爷还跟李敢说了如果司马迁当次过来说的信息对李家特别重要红包的额度要加倍、甚至十倍，但李敢一般也只是按照惯例给——其实我觉得他不太能判断出消息是不是重要。
随着田蚡去世开始不受待见的不止是王老太家的外戚，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大臣也都被皇帝刘彻疏远。田蚡死后朝廷权贵圈子传出一个传闻，说田蚡是得“疯病”死的，其实是被“窦婴和灌夫的冤魂索了命”。
李敢也当八卦问过司马迁怎么看，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看得倒是比军功世家清楚，他说：其实是陛下“苦田蚡久矣”，比如田蚡在就不能放开手脚和匈奴死磕。司马迁还说，原本刘彻信任的“望气”术士汪弢和杭畯也是因为之前配合田蚡“欺君”被安排了“试丹药”的工作，估计“活不久了”。
当时我和李敢都不太理解司马迁的见解咋能那么大胆——田蚡不是皇帝的舅舅吗？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义父，义父没多说，只道：“司马迁的理解没错。”
后来的走势也确实印证了这一说法。
术士汪弢和杭畯在被安排“试丹药”不久后就因公牺牲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被调到五年内死亡率100%的岗位是因为在元光三年瓠子口决堤时这两个人被田蚡买通，说了：“黄河决口改道是天意，改道后对大汉国祚气运更好！”的说法。而阻止瓠子口堵溃仅仅是因为田蚡希望黄河改道后他自己的食邑不再受水患影响。
田蚡去世四年后，趁着王老太病重无法过问日常事务，刘彻找把柄剥夺了田蚡的儿子、他表弟田恬继承的武安侯爵位。王老太死后刘彻又择机公开了田蚡生前的受贿记录——特别是接受刘安、刘陵贿赂的情况，并在“淮南案”案发后扬言“武安侯若未死亦当灭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