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河南之地民风彪悍，为汉军提供了很好的兵源。西河人路伯德在河南之地归汉后投身戎马，最终成为在孝武朝战功仅次于卫、霍的功勋将领。
然而，河南之地固然重要，也有一定经济潜力，但是重新治理这个地方的资金投入也是巨大的。更何况因为河南之地归汉，一项非常非常烧钱的大工程——修长城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大汉财政只出不进的开销，大汉国库的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
元朔二年我已经没在未央宫值守，李敢虽然值守也不关心和战争、和李家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我那时候对财政的事情更是一窍不通，知道国家财政情况不乐观是司马迁告诉我们的。
虽然李家的地位今不如昔，司马迁还是一如既往尊重大爷、与李家亲近，特别是大爷被再次启用后，他第一时间就来恭贺。
就目前刘彻的尚书台班子，司马迁对其中两个人很看不惯。这时候司马迁已经很看不惯公孙弘的作为，说他“爱装逼”，一把年纪工资也不低却穿得破破烂烂，好像很怕别人问他借钱似的。不过这时候他还没像日后那样想诅咒他眼中的“儒家败类”公孙弘，这时候他最看不惯的是秘书长主父偃。
元朔二年可以说是朝堂上的“主父偃年”，除了建立朔方、五原、西河三郡和建议修长城两条花钱的提议外，主父偃也提了两条对未来刘彻搞钱和稳固中央集权统治都由重大意义的“国士级”建议。
第一条建议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推恩令”，即将诸侯王原有的嫡长子继承制改为嫡长子获得较高份额财产、其余庶子均可均分剩余财产的制度。“推恩令”并非主父偃首创，文皇帝时期贾谊就曾提了类似的建议并被采纳，使原本的齐国被分为七个诸侯国。“推恩令”被称为“千古第一阳谋”，日后它的威力将成为刘彻收拾权贵的利器。
主父偃在元朔二年提的第二条建议是加强“陵邑”制度建设力度，迁徙天下富户至茂陵。
茂陵是刘彻为自己身后选定的陵寝所在地，位于长安以西的扶风地区，从刘彻继位后就开始修建。建元三年，长安至茂陵之间的渭水上还专门修了一座新桥——便门桥（又称西渭桥），至元光年间，陵墓地面上主体工程已经完工。
元朔二年六月，在主父偃的建议下，刘彻颁布诏令宣布全大汉凡家产超过三百万钱的家庭全部要迁徙茂陵——即从地方豪强变为首都郊区户口。这个迁徙名单由当地县令提报，名单中人必须无条件执行，连经济秘书桑弘羊的家族也不能例外。游侠郭解被提名后甚至找关系让卫青说情，最后还是不能免于迁徙。最终，全国有一万余户、共计约十万人口（不含奴籍）被要求迁徙茂陵。
司马迁对迁徙茂陵的政策其实是支持的，他不是很喜欢富豪商贾的，他觉得将他们迁来茂陵扎堆既可以避免弱势百姓被进一步土地兼并也方便国家控制管理土豪劣绅，还可以让这些有钱人在一起“狗咬狗，一嘴毛”，也让未来加强对他们的“教化”成为可能。
司马迁承认主父偃有政治才能，但是讨厌他太狂、太得瑟，人品差。主父偃一点不给大爷面子把赵禹的奏折直接交给皇帝刘彻不说，单说他得到刘彻重用后的做人态度就很让司马迁看不惯。
司马迁说主父偃工资高了以后立即去羞辱以前曾经看不起他的亲友，上演了一出“散金断交”的闹剧。他对儒家泰斗董老夫子也不尊敬，简直是完全无视“三纲五常”的无德小人。
我当时完全不懂主父偃的“推恩令”和“迁徙豪强于茂陵”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因为他间接造成胖虎入狱并听司马迁对他德行的批判后对此人非常反感。很多年后当我自己做了大老板才明白：主父偃的这两条建议会有多么讨老板的喜欢！
主父偃是个在政务上确实有才能的人，他的思想内核是纵横家，纵横家要做的事情就是“搞事情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和崇尚“无为而治”的道家、遵奉“三纲五常”的儒家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刘彻被田蚡掣肘的时候，田蚡最烦的就是不稳定、搞事情，所以主父偃必定遭到孤立；而当刘彻真正能掌握政权后，他也是想搞事情的，所以他立即和主父偃一拍即合，使主父偃成为元朔年前期最红的朝臣。
但是作为曾经卑微的小人物，主父偃在微末时遭遇过很多“卑微者的辛酸”，这与另一位纵横家苏秦很像。但是苏秦比他格局高，没有太计较；而他不行，他是那种“得志便猖狂”的人，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相比老辣的公孙弘，他政务才能更强，但政治觉悟远远不如，这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孝武朝的中前期有三个最重要的年份：之前的元光五年、之后的元狩四年和这个元朔二年。元光五年，刘彻开始能真正独掌大权，开始他“千古一帝”的宏伟征程；元狩四年，漠北决战胜利和一系列影响千年的“孝武战时经济政策”完全落地，使其成为整个西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而这时我正经历的元朔二年，则是承启前后两个时间点的之间的承启之年、转折之年。河南之地的收复让刘彻看到了坚持自己初心的希望，而汉长城的修建、“推恩令”的实施和强势“徙豪强于茂陵”使大汉的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令人遗憾的是，李家在这一年虽然表面差强人意，实则已经因为一个小小的霸陵尉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在刘彻未来的核心班底里，没有给李家留位置。睚眦必报的人往往容易横成横败，主父偃如此，李广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