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孔安国说到这里，我由衷的点了点头。为回报他的坦率和信任，我将刘彻醉酒时称呼董仲舒为“老学究”的隐秘掌故说了出来。
听完这段故事，孔安国笑道：“你这么说我才想起来，我在十多年前应该就见过你！你当时还没有刀疤，造化也内敛许多，不似如今这么‘成气候’。”
我不想扯我那时候就有刀疤，只是被面皮贴遮住的事情，于是笑着点了点头。
孔安国道：“其实董夫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陛下是真的‘独尊儒术’吗？在大多数帝王的心里，申韩法者始终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像当今圣上那样一心希望得到贾长沙的，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怕我听不懂，孔安国补充道，“‘清流做不成事。’这个道理十几年前贡辅叔就教会我了。”
我没想到当了二十多年“奉祀君”的孔安国内心竟如此通透，不由得重重点头表示认可。
“不过，我内心第一拥护的真的是儒家之学！”孔安国道，“不是说你们道家不好。你们道家需要的人要么是顶聪明的，要么是顶憨怂但质朴有初心的。可是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人哪有那么多纯粹的？都是良莠不齐，丑俊不一，道德水准不同，出身背景各异的。这时候，要让人能形成彼此的共存合作就必须有一种统一的、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规范来约束彼此行为底线。其实儒、道、墨、法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只有儒家最适合中华百姓的根性和现在的制度。道家的规范对智慧和道心的要求只能极少数人达到；墨家的规范太过理想主义，对“犯规者”的惩罚又太极端；不可否认，法家的规范是推动前秦‘六合一统’的重要力量，但是因为过分偏重君而最终令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迅速崩溃。只有儒家的规范既有谆谆教诲，也有厉声斥责，更给人“朝闻夕死”的引领和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最终大多数天下读书人还是认同儒家的书。”孔安国笑道，“不是贬低你们道家，但是天下读书人其实还是资质平庸死读书的多，更不用说‘刍狗一样的百姓’。哪有多少是汲都尉那样的智者、葛谦先生那样的神童以及李司马你这样有初心又有造化的人？”
我笑了笑，表示认同孔安国的话，然后将已经烧开的水倒进茶壶，并给孔安国满上。
孔安国喝了一口热茶，继续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绝对正确的。但是，现在变味了。君为君行，臣守臣纲。君是要用德行规范去感动臣、臣才会真心履职的。自元朔年后、到元狩年尤甚，陛下的很多作为，我是不敢苟同的。就像你说的，他其实也并不真的完全欣赏董夫子，因为他只把整个儒家和我一样，当作教化天下的工具，而不是自己应该首先恪守的规矩。董夫子敢说我蠢，却不敢说陛下坏。哈哈哈哈哈……”说到这里，孔安国被他自己的“大不敬”言论逗笑了。
笑罢，孔安国话锋一转道：“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儒学成为唯一显学的担忧。我幼时曾在孔府后门外喂养过流浪犬，前后数年，喂养过数只。每喂养一阵，我喂养的流浪犬总会被恶犬打走。我当然不会喂养恶犬，直到恶犬离开，过阵子又有新的流浪犬来，我才会继续喂养，反复数次，持续数年。后来，我总结出一个道理：被喂饱的犬永远打不过饿着肚子的。就像我因为不能冒着家族失去圣眷的风险去帮徐偃学长求情。”孔安国叹了口气道，“而其实犬也本无善恶，善之因在饱腹，恶至源于饥肠。当儒学成为‘独尊显学’，它最终的走向就是被豢养的狗，所以它终将失去真正的坚守，成为明着为帝王摇旗呐喊、实则是摇尾乞怜的可怜柴犬。我这一生最不甘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个‘显学必孱’的宿命结局。我相信如果一直被帝王这样豢养着，我们孔家以后一定是谁当帝王就投诚谁的软骨头。哪怕匈奴打进中原，只要单于说一句‘尊儒术’，我家子孙也会立即宣誓投效，还会美其名曰‘虽亡中国，不断文脉’。”孔安国有些悲色的苦笑道，“到那时候，希望后人能知道：那是我孔家被豢养成了狗，而不是儒家天生就是投降派！”
孔安国深刻到断骨抽髓般的自省令我无言以对。在对话的最后，他再次感谢了我帮他翻译出《三坟·归葬》，他说《三坟·归葬》的观点让他卸下了所有道德负担，可以轻松的接受自己的寿元宿命。
元狩六年十一月，孔安国于孔府病卒，终年四十三岁。遵其遗嘱，其身后丧礼简朴低调。如他所料，后世史书没有把“独尊儒术”的功劳记在他名下，只说他“训诂‘鲁壁藏书’，颇有学术贡献，但英年早逝”。
我有幸成为和孔安国这位当世“奉祀君”最后一个对话的人。他的话让我真正理解了儒家的理念、初心和底线，也让我深刻理解了“清流做不成事”和“显学必孱”的世间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