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父说：并不是卫青不想帮李家，而是霍去病死后卫青的权力不但没有得到恢复、提高，反而进一步被削弱。霍去病的大司马印信被收回，原属朔方军序列的北境边防军节制权直接由刘彻亲手把持。刘彻重点提拔了赵破奴、徐自为、路伯德等将领分管朔方军所属各军区的大权。同时，河西之地的武威郡和酒泉郡虽名义上受卫青管理，实际上的节制权归刘彻直接任命的都尉，而且因为陇西、北地的行政区划即将调整，军事指挥权也暂时由中央行政系统代管，都尉兵符直接由刘彻安排的行政官员保管。
也就是说：卫青的大将军印现在实际上只能节制羽林南北军，在其余的地区都只是军队行政长官的角色。在北境边军中，实际上也只剩下五原、朔方、代郡的太守是他的嫡系。“老兵营”在一个模糊地带——属于李家募兵但驻地在陇西，卫青如果去协调这个事情要协调很多机构，肯定会引起刘彻的反感。
最后，义父说了让我好好想一下他为什么从代郡把两百“陷阵营”精锐与两百老兵交换编制，想通了我就应该知道自己该提前干点什么了。
于是在当“种猪”之余，我就琢磨起了义父的这个问题。换“陷阵营”精锐来老兵营就如李癸说的，主要目的当然是防止陇西行政上的人员突然来“老兵营”搞类似代郡的“演武训练”，因为伤残老兵根本演不了，没了朝廷和李家的默契，被逮到这种把柄两百人的军饷就要打水漂，所以得换两百个能打的来。但是这样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尤其是被换来的两百人是要做很多思想工作的——进了“老兵营”编制，他们明年四月起的俸禄都还没说法呢！
想到这里，我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义父和李丁的预判是老兵营除了守祖茔的少数人其余人的迁徙目标都是代郡的话，这时候反向从代郡迁人过来就是多此一举——因为很快又要撤并回去。
再结合我明知道的刘彻对“老兵营”的态度，我想清楚一个非常棘手、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明年四月后，没人会再养老兵营。代郡自顾不暇，也养不起。无论是义父从李家自筹给老兵营的军资、还是从代郡补充的两百“陷阵营”，以及他承诺的还存在卫青那边会给老兵营的增厚军资，那都是义父给我筹的“分家家底”。在那之后，不要再指望有谁会养活“老兵营”，包括我这个司马在内都会被汉军遗弃，之所以不明确“老兵营”的迁徙方向就相当于漠北之战时霍去病不给李家骑兵安排具体作战任务——你们自便，别惹麻烦就行。
洞悉这个局面后，我的心情还是挺烦躁的。如果不是每天夜里都能很愉快、也确实从自己的表现中对“接取到气运”的我有了一些信心，我应该会很悲观。
令我不能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对老婆、未出生孩子和便宜儿女们以及全体老兵营同袍的责任。如果我都悲观了，他们怎么办？
我先和李己、李庚、李壬、李癸开了会，向他们如实表达了我对义父提示的解读。
李己是最先表态的：我们哪怕找块荒地去屯田，也绝不能饿死自己、不能饿死老兵们。
李庚则表示：无论如何都不能丢下老兵，哪怕我们去河西之地当强盗，继续像之前那样去抢杂居的羌人、氐人、月氏人、休屠人。
李壬和李癸更支持李己，但是他俩也表示：如果国家无情到连给我们屯田的地方都不安排，我们就按李庚说的去干。别看我们以后只有两百骑兵和两百“陷阵营”，这些人都真正是久战老卒，如果火拼起来杀个三五千役兵或刚转编制的北境常备军真的不在话下。
其实他们四个的眼界、见识真的让我蛮失望的。我告诉他们：我们应该有能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办法。首先，我们现在确实有负担不假，但我们也有强力武装，不一定要去当强盗，完全可以当保镖、雇佣兵之类的；其次，我们是有本钱的，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月月发军饷，但是我们有本钱可以做生意，而且我们暂时不会转入商籍，完全可以借着现在正经商人负担重的情况和他们竞争，赚到够养活我们的物资（我顺便说了已经成了李家马仔的郦东泉将开始西域贸易、李胖虎给我的军牌能换价值过亿的五百匹军马等，以提振他们的士气）；最后，我们对老兵们总有尽完义务的一天，而且那时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成长起来了，我们只要坚持十几年，把老兵赡养好、把子孙抚养好、把队伍培养好，未来我们可能比现在的发展更好。
在被我这个“种猪”洗脑之后，“四天干”终于鼓起了些许信心。在当“种猪”之余，我每天白天的任务就是让他们配合我和“老兵营”的所有人聊天、谈心。
除了那几场婚礼，我每天只有早饭是和老婆们吃，午饭、晚饭都会请一群士兵、家属或者老兵一起吃，并不是大吃大喝推杯换盏，而是耐心的与所有人交流、掌握他们每个人的心态。整个营地所有人加起来不到一千三百口，我在年底前都请吃了饭、聊了天、认了脸熟，见面能叫出九成人的名字、叫不出名字的家属也能知道他们是哪家的。
所以在这个冬天，我不仅是个“种猪”，还做了个“亲民的种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