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的尸检报告在跨时空侦探协作群内引发热烈讨论时，方木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案件资料陷入沉思。
屏幕上并排陈列着两起灭门案的现场照片——红色十字标记在惨白的墙面上格外刺眼，受害者倒下的位置整齐得近乎刻意，单刃刀具造成的伤口精准指向主动脉，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凶手的“计划性”与“冷酷感”。
方木指尖在键盘上敲击，很快一份初步的心理画像框架出现在群内：“结合秦明老师的尸检结果与案件特征，可初步判断凶手为男性，年龄在35-4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既有足够的社会经历形成稳定的偏执认知，也有体力完成连续灭门作案，且力量与身高在180-185厘米，也与该年龄段男性的生理特点相符。”
“更关键的是作案手法中的‘审判感’。”
方木补充道，特意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核心观点，“红色十字标记绝非随机涂鸦，它在宗教与文化中常与‘救赎’‘审判’关联，而凶手选择在受害者家中留下标记，说明他将自己定位为‘道德裁判者’，认为受害者存在‘违背道德的行为’，需要被‘惩罚’。这种认知偏差，通常源于长期的心理压抑与认知扭曲。”
夏天看着群内的画像分析，忍不住在群内提问：“方木老师，您觉得凶手的‘认知扭曲’可能源于什么经历？会不会和他的家庭有关？”
方木几乎是立刻回复，语气带着心理学研究者特有的敏锐：“大概率与家庭破裂有关。连续选择‘家庭’作为作案目标，且对‘看似完整的家庭’下手，本质上是对‘自身家庭缺憾’的投射。
比如，若凶手经历过配偶背叛、家庭解体，就可能将对‘背叛者’的怨恨，泛化到所有‘看似幸福却可能隐藏道德瑕疵’的家庭上。他留下的红色十字，既是对受害者的‘审判’，也是对自己内心创伤的‘代偿’。”
为了让画像更具体，方木还结合现场细节补充：“凶手作案时‘无强行闯入痕迹’，且能精准找到受害者家中的薄弱环节，说明他具备‘观察与伪装能力’。
他可能会在作案前对目标家庭进行长时间蹲点，甚至通过伪装身份：快递员、社区志愿者等，接近受害者，获取家庭作息与房屋结构信息。
这种‘耐心’与‘细致’，也暗示他可能从事过需要高度专注力的工作，比如技术维修、档案管理等——但结合秦明提到的‘蓝色斜纹棉纤维’，更倾向于‘有过工业或维修类工作经历’，只是当前可能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有充足的时间策划作案。”
群内的夏洛克很快注意到画像中的“矛盾点”，在群内留言：“若凶手有‘高度专注力’，为何第二起案件的红色十字标记比第一起歪斜？这是否意味着他的心理状态在变化？”
方木对这个疑问十分认可，甚至将其纳入补充画像：“这正是关键——第二起案件的标记歪斜，说明凶手的‘冷静外壳’下藏着焦虑。可能是第一起案件引发的社会恐慌让他感到压力，也可能是作案过程中出现了意外，导致他在留下标记时出现细微失误。
但这种焦虑并未阻止他继续作案，反而可能让他后续的作案间隔缩短，因为他需要通过‘再次审判’来巩固自己的‘裁判者’身份。”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