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抬头。
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不是一个人值夜了。
而在某个角落，大嘴的烟头在黑暗中忽闪了一下。
王师傅站在火化炉前，缓缓合上了记录本。
我握着笔，盯着值班日志上那行字：“守夜人林小舟，编号24。”墨迹未干，铁皮屋顶的雨声忽然停了，像是被什么压住了一样。
空气沉得发闷，我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耳膜上。
名单只有二十三人。
十七个“下井未归”，六个“退隐失语”。
可我知道，真正守过这个位置的，不止这些。
大嘴背地里跟我说过，他第一年值夜班时，老王师傅半夜拉他去井边，让他站三分钟，不准说话，不准回头。
他照做了，回来后整整三天没吃下一口饭。
“那是‘认位’。”王师傅后来喝醉时提过一句，“不是谁都能站那儿的，站得住的，影子才肯留。”
我想通了。
影子排队，不是索命，是等接班。
我们以为在躲鬼，其实鬼也在等人。
第二天，我翻出尘封的登记册，用档案室的旧印章补录了三个人的名字。
大嘴，全名陈大勇，1998年入职，十年工龄，曾三次主动替人值“子夜岗”。
我写下他的名字时，手有点抖。
他从没承认过自己是守夜人，可监控里那道穿工装的白影，分明就是他。
王师傅，王德海，1975年进馆，火化组元老，二十年前亲手烧过一具无名童尸——那天之后，他再没让新人单独值夜。
我把他的名字写下去时，窗外忽然刮了阵风，吹得日志哗哗响，像有人在翻页。
最后一个是黄师傅。
黄青山，土凹村最后一代“净阴人”，二十年前主持过井口封煞仪式，七日后暴毙家中，死前只留下一句话：“井没封住，是它放我们走。”
我把这三个名字按时间顺序补进册子，压在值班台最底层抽屉里，上面盖了一本普通排班表。
没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
但我知道，他们看见了。
当晚，我调了监控。
23:47，井口起雾，比往常浓。
雾里缓缓走出一道人影，穿现代殡仪工装，肩头还别着工牌——正是大嘴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
他光着脚，站定在队列最末，与其他七道影子排成一条直线。
然后，他轻轻点头。
不是对我，是对前面那些看不见的脸。
我盯着屏幕，喉咙发紧。
这不是幻觉，也不是记忆投影。
这是“认编”。
他接受了编号，成了序列里正式的一员。
第二天清晨，我去值班室取登记册，发现抽屉被动过。
册子翻到了最后一页。
原本空白的纸面上，多出一行字。
墨色很新，但笔迹苍老歪斜，像是用尽力气写下的：
“轮到我了。张建国，1983年入编。”
我愣住。
张建国？
名单上第一个“下井未归”的人，1956年接任，距今快七十年了。
怎么会……现在才“入编”？
我猛地想到什么，冲去人事档案室翻老排班表。
2023年10月17日夜班，原定是我单独值守。
可新贴出的排班表上，第二栏赫然写着：
张建国。
姓名后面没有工号，没有部门，只有一行手写备注：“临时返岗，家属知情同意。”
我盯着那名字，寒意从脚底爬上来。
张建国早已不在人世。可现在，他回来了。
而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他的儿子，韩小川，是我上个月在旧档案袋里见过的名字。
一份退档的守夜申请书上，申请人写着“韩小川”，审批意见栏却是父亲的笔迹：“不准。我不死，你就不能下井。”
那天我没多想。
但现在，我忽然记起，那封申请书的附件里，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父子俩站在井台边，父亲搂着儿子，笑得很勉强。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当时我没看清。
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是父亲写的：
“我对不起他，没能活着听他叫我一声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