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护驾的秦军抵达令狐时，严阵以待的晋军突然从山谷两侧猛攻，秦军毫无防备，被砍得人仰马翻、仓皇西逃——这便是载入史册的“令狐之役”。
此役彻底激化秦晋矛盾，秦康公在雍城得知消息后，气得将秦穆公灵前的青铜祭器摔得粉碎，怒喊“晋人无信，欺我太甚”，两国从“试探修好”瞬间重回不死不休的敌对状态。赵盾随后立年幼的夷皋为君，即晋灵公，自己以“摄政”之名总揽国政。
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刺杀阳处父后，曾对亲信评价这位死者“华而不实”——阳处父虽能言善辩、有虚名在外，却因处事刚愎、得罪太多人，最终招致杀身之祸，这一典故也成了后世形容“外表华丽、内里空疏”的经典表述。
赵盾恰好借阳处父之死大做文章，彻底清算狐氏残余势力，其政治手腕可见一斑。
掌权后，他迅速召集鲁、宋、卫等中原诸侯在扈地会盟，订立“扈之盟”，以“尊王攘夷”的名义重申晋国霸权，实则是借诸侯共识稳固自身摄政地位。
只是幼主临朝、卿权独大的隐患已然埋下，晋国的未来注定充满动荡。
秦晋两国陷入内耗时，南方的楚国正悄然壮大。
楚穆王立在郢都的高台之上，手中摩挲着青铜舆图，望着北方的中原腹地，对大夫斗勃抚掌笑道：“秦失穆公，晋丧襄公，这天下的空隙，该轮到我楚国来填了。”
春季的江淮地区，草木葱茏如绿毯，楚穆王亲自率军巡视前一年吞并的六国、蓼国故地。在六国的废墟上，他指着正在开垦的农田，对当地官吏厉声下令：“新附之地，民心未稳，即刻起减免三年赋税，派最好的农师教百姓种水田——要让他们知道我大楚的恩德，而非只畏惧楚兵的锋芒。”
随后，他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全面推行县制，派遣亲信官吏直接管辖，将江淮流域的盐铁、粮食等战略资源牢牢攥在手中。
百姓们看着官府送来的粮种与农具，脸上的戒备渐渐消散——楚穆王以“恩威并施”的手段，短短数月便彻底巩固了南方的扩张成果，楚国的兵锋已悄然逼近中原腹地。
冬季的寒风刮起时，楚穆王的外交攻势正式启动。
他召来大夫斗勃，亲手将一箱沉甸甸的黄金与温润的玉器推到他面前：“郑、宋两国向来是晋国的‘左膀右臂’，如今晋国动荡，正是拉拢的好时机。你带上这些厚礼出使两国，就说若他们归附楚国，我必派精锐之师护其周全，免受秦晋侵扰，江淮的盐铁贸易也对他们优先开放。”
斗勃领命后，先赶赴郑国都城，见郑穆公时直言不讳：“晋国内有幼主、外有权臣，赵盾只顾着巩固自身权力，早已无力庇护诸侯；我楚国兵强马壮，去年灭六国、蓼国如探囊取物，郑国与楚结盟，便是搭上了南方霸主的战车。”
郑穆公端着酒爵的手微微一顿，虽未当场应允，却命人摆下最高规格的“九鼎之宴”款待斗勃，席间频频询问楚国的通商条件，态度明显松动。
随后斗勃又赶赴宋国，以“共同抵御晋国霸权、平分中原利益”为诱饵拉拢宋昭公。
虽最终未达成实质性盟约，但郑、宋两国对晋国的依附之心已明显动摇，楚国的中原渗透计划初获成效。
楚穆王在郢都得知消息后，立在舆图前望着中原方向，抚掌大笑：“假以时日，中原诸侯必定知晓我大楚的威名！”
岁末的雪花如素缟般飘落，覆盖了雍城、绛城与郢都的屋顶。
站在这一年的终点回望，春秋的霸权格局已悄然重塑：秦穆公的殉葬风波与秦康公的保守蛰伏，让秦国从“东进先锋”变回“西戎守护者”，暂时退出了中原争霸的舞台；晋襄公之死与赵盾的独断专政，让晋国从“中原霸主”陷入“内耗泥潭”，霸权根基日渐松动；而楚穆王的稳扎稳打，则让楚国从“南方强国”稳步成长为“中原挑战者”，春秋霸权的重心，正式从“秦晋争霸”转向“楚晋争锋”的新格局。
这一年的故事里，藏着多重历史启示：
《黄鸟》的悲吟承载着早期的伦理反思，秦穆公的殉葬让人们开始质疑人殉制度的残酷，推动着社会伦理缓缓进步；
赵盾专政与“华而不实”的典故交织，阳处父的结局警示“虚名难立于世”，而赵盾借立君之争独掌大权的过程，则拉开了晋国卿权干政的序幕，为日后“三家分晋”埋下了遥远的伏笔；
“令狐之役”的信义之争中，晋军的“背盟突袭”与秦军的“轻信遭败”，成为秦晋长期敌对的新导火索，也印证了春秋“无义战”的残酷法则；
楚穆王的趁势而为，则用“恩威并施”的治国智慧，为楚庄王“问鼎中原”的霸业铺平了道路；
“扈之盟”则以诸侯会盟的形式，成为赵盾“以卿权代公室”的权力宣言，清晰照见了晋国权力结构的深刻变革。
公元前621年，是旧霸主的落幕之年，也是新秩序的酝酿之年。
秦晋的内耗与楚国的崛起，如同历史的双轮，推动着春秋乱世向新的阶段前行。
这一年的每一次权力更迭、每一场战略抉择、每一个典故的诞生，都如同一颗颗种子，在华夏大地上生根发芽，为日后秦汉大一统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深远而厚重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