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穆王假惺惺地扶起他，凑到他耳边阴森森地说：“以后跟谁结盟，只能听我的安排。”
宋昭公吓得浑身发抖，点头跟捣蒜似的。
楚国的军旗插上商丘城头那一刻，中原东部的“势力版图”彻底改写，晋国的“独家代理权”被打破，楚穆王的“争霸业绩表”上，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收购”宋国成功后，楚穆王没急着回郢都开庆功宴，反而把“团建活动”安排在了宋国的孟诸泽。
这片水草丰美、后来连李白都写诗打卡的猎场，当时成了他炫耀“行业霸主”权威的舞台——宋、陈、蔡、郑四国国君，被迫穿得跟随从似的，跟在他身后当“陪玩”。
狩猎的号角一吹，楚穆王第一个策马冲出去，挽弓搭箭“嗖”的一声，一头麋鹿应声倒地。
他勒住马回头，指着宋昭公下令：“你带人把猎物运回营地，要是耽误了晚饭时间，按军法处置！”
宋昭公心里委屈得直冒泡，却连半个“不”字都不敢说，只能领着仆人蹲在泥地里捡猎物。
傍晚时分，因为沼泽地太湿滑，队伍走得慢了些，没能按时赶回营地。
楚穆王立马变脸，拍着马鞍吼道：“宋君不听话，就打他的仆人出气！”鞭子抽在人身上的“噼啪”声，在暮色里听得人头皮发麻。
陈、蔡、郑三国国君吓得低着头，心里门儿清：楚穆王这是“杀鸡儆猴”，揍仆人是假，敲打他们这些“小跟班”才是真。
宋昭公站在旁边，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连大气都不敢喘。这场“狩猎表演”没动一刀一枪，威慑力却比打仗还强。
楚穆王用这么一出，就把“谁是中原话事人”的答案，清清楚楚甩在所有诸侯脸上。
当他带着各国的“臣服保证书”回楚国时，郢都的老百姓全跑到街上夹道欢迎，扯着嗓子喊“霸主”；而远在晋国绛城的赵盾，收到密探传回的消息后，连夜把士会叫到办公室：“楚国这势头太凶，咱们得赶紧想对策。”
就在诸侯们忙着“抢地盘、认大哥”的时候，晋国的士会正埋在竹简堆里“搞制度革新”。
赵盾掌权后，特意把这个“金牌顾问”请来修订法典，这部后来被称为《范武子之法》的规章，堪称晋国的“员工手册+奖惩条例+财务制度”三合一宝典，《左传·文公六年》明明白白记着它“行诸晋国，以为常法”，是春秋早期响当当的成文法典。
前一年士会就发现，晋国的制度漏洞比筛子还多：
官员们职责不清，出了事互相甩锅；
士兵们没明确奖惩，打仗全凭心情；
老百姓赋税乱七八糟，怨声都快淹了都城。
士会抱着修订好的“手册草案”找赵盾，比了个严谨的手势：“相国你看，这里面写死了‘当官的该干嘛、当兵的怎么奖、老百姓交多少税’，连‘官有常职，军有常法’都刻在竹简上，要是能推行下去，咱们晋国肯定能拧成一股绳。”
赵盾翻到“军官犯事，与士兵同罚”那条，拍着大腿叫好：“先生这招太妙了，简直是给晋国装了副钢筋铁骨！”
要知道士会早有“敢说敢言”的名声，连霸主都得敬他三分，编法典更是驾轻就熟。
在赵盾的力推下，《范武子之法》在晋国全面落地，效果立竿见影：官员们因为职责明确，干活都不敢摸鱼了；士兵们知道“打仗立功有赏、临阵脱逃受罚”，训练起来嗷嗷叫；老百姓赋税公平，也安心种地过日子。
有一次士会去乡下考察，看到老农们在田里挥锄头，小孩在田埂上追蝴蝶，忍不住感叹：“公司要想长远发展，得先让员工踏实啊！”
楚国靠拳头“强买强卖”的时候，晋国正靠这部影响后世百年的法典凝聚力量——士会的“制度建设”，给赵盾面对楚国挑衅时，扎稳了“稳坐钓鱼台”的底气。
公元前617年的最后一场雪，落在了楚国皇宫的琉璃瓦上，也落在了晋国的盟坛上。
这一年，楚穆王靠“清洗刺头高管”稳住内部，靠“组团打群架”收服宋国，靠“狩猎立威”震慑诸侯，把“霸主”的架子摆得足足的；晋国则靠“开盟会拉盟友”巩固圈子，靠“订法典稳内政”筑牢根基，虽然没跟楚国正面硬刚，却也砌好了反击的“防火墙”。
宋昭公的委屈投降，郑穆公的“双向投靠”，陈、蔡两国的随波逐流，都是春秋“小公司”的生存日常。
而楚穆王和赵盾的“隔空掰手腕”，士会的“制度救国”和斗宜西的“作死被裁”，也道出了“职场争霸”的真相：不光靠拳头硬，还得看管理水平、拢不拢得住人心。
这一年的故事，只是晋楚争霸的“序章”。
楚国的强势崛起，晋国的沉稳应对，会在未来几十年里，把春秋这出“行业大戏”演得热热闹闹。
而公元前617年埋下的种子，早晚要在中原大地上，结出“谁是真·行业霸主”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