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记载，他玩起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套路：
给郑国送去十车流光溢彩的绸缎，丝线比头发还细；
给宋国赏赐二十匹日行千里的良马，马蹄踏过青石不沾泥；
还特意请陈、蔡两国国君来郢都“做客”，宴席上的青铜鼎都盛满了烤肉与美酒。
等郑国使者来进贡时，他又话锋一转，带着对方去军营检阅，指着排列整齐的战车和寒光闪闪的兵器，阴森森地说：“跟着我，没人敢动你们的城墙；要是敢背叛，这些家伙会替我拆了它。”
使者吓得脸色惨白，回去后把话原封不动传给郑穆公。
本就在晋楚之间踩钢丝的郑穆公，这下彻底服软，赶紧备上百匹锦缎再派使者赴楚，连连表态“永远做楚国的藩篱”。
楚国忙着用恩威“拴牢小弟”，晋国也没闲着。
赵盾坐在相府里算盘打得精明：楚国势头正盛，硬碰硬好比用鸡蛋碰石头，得找个帮手从侧面牵制——秦国便是最佳人选。
他立刻派使者带着厚礼赴秦，礼单上的玉璧能映出人影，提议两国结盟抗楚。
可秦晋关系向来像团乱麻：早年有“秦晋之好”的甜，后来又因公元前627年的崤之战结下死仇，秦军的尸骨还堆在崤山的峡谷里。
秦康公捧着盟约犯了难：跟晋国结盟，能少受晋国的兵锋侵扰；可要是得罪了楚国，万一楚国顺着汉水来攻，晋国又缩在太行山后不援手，秦国岂不是要被烧了都城？
琢磨了三天三夜，他最终只跟晋国签订“互不侵犯”协议，死活不肯把“盟友”二字写在竹简上。
赵盾虽没达成目标，却也沉着应对——他转头让士会加快完善《范武子之法》。
这部法典并非今年新修，而是士会在公元前617年初步编纂，今年着重细化：官吏职责写得明明白白，谁偷懒一目了然；士兵奖惩定得清清楚楚，战功能换爵位，逃兵要砍头；百姓赋税算得公公正正，连老弱都有减免。
靠着这套“内部管理手册”，晋国把内政打理得井井有条，粮仓堆得比城墙还高，以“强身健体”的姿态等着楚国来掰手腕。
这一年，卫国还有段“忠奸对台戏”，让诸侯们津津乐道——大夫宁俞成了公认的“忠臣标杆”。
据《左传》记载，卫成公晚年病重，躺在床上连说话都费劲，朝政被权臣孔达牢牢攥在手中。
孔达仗着当年的“救命功劳”（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后，卫国帮楚国打仗，战后他自缚赴晋请罪，跪在晋国军营外三天三夜，硬是保住了卫国的宗庙），日渐骄横，连国君的话都敢当面顶撞，朝堂上的大臣都要看他的脸色。
宁俞（字武子）为人正直，实在看不下去，多次当面劝诫孔达：“你是卫国的柱石，该帮国君撑起江山，而非自己坐上去，再这样下去迟早引火烧身！”
可孔达根本不听，依旧我行我素，甚至把卫成公的诏令扔在地上。
宁俞无奈，只好天天守在卫成公身边，一边帮着处理奏章，一边悄悄安排亲信护卫国君，连国君的汤药都要亲自尝过才敢奉上，严防孔达暗中搞小动作。
这种“以柔克刚护君权”的做法，让诸侯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他的忠心也被后世称为“宁武子之忠”，与孔达的“恃功骄纵”形成鲜明对比，成了大夫们的处世教材。
公元前616年的最后一场雨，淅淅沥沥打在中原的土地上，冲刷着咸邑战场的血迹，也浸润着晋楚两国的野心。
这一年，鲁国靠叔孙得臣的智勇击溃鄋瞒，“叔孙却狄”传为美谈；
楚国用“恩威并施”拴牢盟友，霸权的影子又长了一截；
晋国联秦未果便深耕内政，士会修法夯实了根基；
卫国则因宁俞的忠诚，留下“宁武子之忠”的典故。
没有惊天动地的争霸大战，却有小人物的高光时刻、大国的步步为营、小国的艰难求生。
这一年的故事，像春秋画卷里的一抹淡彩，看似不起眼，却让整个争霸格局更显丰满。
而晋楚之间的暗潮、蛮夷与中原的碰撞、诸侯之间的算计，都在悄悄预示：更热闹、更激烈的春秋大戏，还在后头等着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