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迅速展开。那台屡立奇功的行车记录仪，再次被赋予了侦察使命。这一次，它的“眼睛”被牢牢锁定在俯瞰大河主航道的一处隐秘崖壁裂缝中。位置经过精心挑选：视野开阔，足以覆盖一大段平直河道；上方有突出的岩石遮挡风雨和来自河面的偶然视线；前方则利用茂密的灌木和垂下的藤蔓进行了巧妙的自然伪装。杨亮甚至用河边的泥浆和苔藓混合物涂抹在记录仪的深色外壳上，使其与周围岩壁的色泽纹理融为一体。连接的充电宝被深埋在干燥的岩缝深处。
在布设“电子眼”的同时，杨建国心中反复推演着营地的安全逻辑。他们选择在此立足的核心优势之一，正是地理位置的天然隐蔽性。
营地核心区距离维京船活动的主河道直线距离超过三公里。这在缺乏现代观测手段（望远镜）的中世纪，是一个足以模糊细节的安全距离。河面上的人，肉眼望去，营地方向只是一片连绵起伏、植被茂密的阿尔卑斯山麓，与周遭环境毫无二致。
这三公里并非坦途。其间横亘着起伏的丘陵、茂密的原始森林以及蜿蜒的溪谷。这些复杂地形和茂密植被，构成了层层叠叠的天然视觉与声波屏障。营地升起的炊烟？会被林冠过滤、稀释。斧斫伐木或人语犬吠？会被山风、林涛和溪流声彻底吞没。
连接营地的，只是一条水量有限、毫不起眼的林间支流。河床狭窄，水流较急，乱石嶙峋，两岸更是被茂密的芦苇、灌木和倾倒的枯树严密遮蔽。这种水道，对于追求快速机动、吃水浅但仍有最低限度要求的维京长船而言，毫无吸引力，甚至暗藏搁浅风险。它就像无数条汇入主河的毛细血管中的一条，平凡到不值得海盗们多看一眼。
杨建国深知，唯一的破绽，在于那一次被“手机摄像头拉近放大”所揭示的植被异常。但维京人没有望远镜！他们仅凭肉眼，绝无可能在三公里外，透过复杂地形和植被的层层阻隔，分辨出那微乎其微、转瞬即逝的“异常”。除非……除非某条船上的观察者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并且极其偶然地、刻意偏离主航道、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沿着这条毫不起眼、航行困难的小支流逆流探索数公里……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近乎于零。当初他们能被发现，本身就充满了意外和“高科技”的偶然因素。
因此，在维京船队活跃的秋收时节，杨家做出了明确的战术选择：远离大河，深藏于林海山麓之后。所有核心活动——收割、晾晒、熏肉、鞣皮——都严格限制在远离主河道、被地形重重保护的营地范围内进行。那条承载着渔获和饮水的小支流，只在绝对必要且确认安全时才会靠近。
尽管地理屏障提供了相对的安全，但杨建国和杨亮心中那根警惕的弦从未放松。对维京人活动规律的持续侦察，不仅是出于安全预警，更源于一种在夹缝中求存的猎手本能——他们渴望从这汹涌的暗流中，再次捕捉到一丝如同上次那般“虎口夺食”的微小契机。那艘海盗船带来的丰厚“遗产”，至今仍是营地发展的关键支撑。
记录仪如同一个沉默的河畔哨兵，忠实地记录着主河道的每一次波澜。数周的数据积累，逐渐拼凑出维京船队更清晰的轮廓，也彻底浇灭了父子俩短期内复制“捡漏”奇迹的幻想。
镜头捕捉到的绝大多数船只，都是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标准维京长船。杨亮反复回放画面，结合手机里模糊的北欧历史资料，估算出其长度应在二十米以上。这种狭长、低矮的设计赋予其惊人的速度和机动性，尤其适合内河突击。船舷两侧密密麻麻的桨位，意味着每条船至少承载着四五十名剽悍的桨手兼战士。每当这些长船逆流而上，鼓点或粗犷的号子声中，赤裸上身的桨手们肌肉虬结，动作整齐划一，如同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在运转。顺流而下时，则常能看到船舷悬挂着抢来的牲畜、堆叠的麻袋，甚至被捆绑的俘虏身影。
“这才是他们的主力，”杨建国指着屏幕上滑过的长船黑影，语气凝重，“上次我们撞上的那条小船……现在看，简直是特例中的特例。”记录仪里，那种用于侦察或小规模渗透的小型快船只出现过寥寥两三次。即使是最小的船，上面也至少有七八个全副武装的海盗。
这个发现，让父子俩对几个月前那场遭遇战的回忆，蒙上了一层更浓重的后怕。杨亮盯着屏幕上那满载战士的长船，冷汗几乎要浸透后背。
“爹，现在想想，咱们能赢，真是走了天大的狗屎运！”他声音有些干涩，“那条小船……现在清楚了，根本不是作战状态！它肯定是劫掠归途，船舱里塞满了抢来的东西，沉得连划桨都费劲！更关键的是——”他指着屏幕上长船船舷整齐码放的箭囊和盾牌，“他们的箭！上次那三个海盗，肯定是把箭都射光了去抢掠，回程时箭囊都空了！要是他们每人还有十支箭……”
杨建国沉重地点点头，接过了话头，仿佛再次置身于那个血腥的午后：“……要是那样，就凭我们当时手里那几张破弓，身上连片铁甲都没有，一轮齐射下来，咱爷俩怕是当场就成筛子了。”那次胜利，与其说是实力碾压，不如说是天时、地利、加上对手关键弹药耗尽共同造就的奇迹。这种完美组合的“窗口期”，可遇而不可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