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劳作中,人物的关系也在悄然变化。杨亮在帮约翰修缮门框时,通过简单的词汇和手势交流,意外得知了约翰和玛利亚的故事:这对来自下游某个小村落的年轻夫妇,新婚不满两年,维京人的袭击粉碎了他们刚刚开始的平静生活。他们是极少数在血腥屠杀和追猎中一起逃出生天的幸运儿。
得知约翰和玛利亚是新婚夫妇且共同经历了生死逃亡,杨亮心里微微一动。在后续修缮那排由仓库改造成的俘虏居所时,他和弗里茨交换了个眼神,便默契地调整了方案。趁着其他人仍在田垄间与亚麻、地瓜和葡萄藤搏斗的间隙,两人利用营地储备的、已经阴干得差不多的榛木和橡木,大部分是之前水车项目积攒下来的边角料和秋收前特意砍伐的,再加上原有仓库的坚固框架,额外增建了一个独立的小木屋。这木屋比大通铺更小,但结构更精巧:杨亮仔细调整了原木的榫卯角度,确保严丝合缝,屋顶的防水层也多加了一层压实的茅草。弗里茨则用蛮力将几根作为主梁的原木深深夯入地下,确保稳固。一周多的高强度劳作后,这间带着点“新房”意味的独立小屋便矗立在了大通铺旁边。约翰和玛利亚被领来时,看着那扇新削出来的、带着树皮纹理的木门,两人紧握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另外三名男性俘虏则住进了加固后更宽敞也更干燥的大通铺。
秋收的浪潮终于在两三周后缓缓退去。最后一批坚果被保禄和小诺仔细地储存在垫高防潮的仓库里,晾晒场上堆积如山的冬小麦也褪去了最后一丝潮气,呈现出干燥的金黄。杨建国和杨亮立刻将目光投向了河边那架已证明其价值的水车。拆下驱动鼓风机的传动杆,父子俩合力将一块沉重的花岗岩磨盘固定在河边新夯实的基座上。杨亮用金属残片加工出更耐用的木质轴承套和传动齿轮,杨建国则精心调整水车叶片的角度和水槽的导流,确保水流能稳定地转化为旋转的动能。随着一阵低沉的、令人心安的吱呀声响起,水车缓缓转动,通过皮带和木齿轮将力量传递到磨盘中心轴。坚硬的石磨开始沿着刻满凹槽的底盘匀速旋转。
这一幕让旁边负责搬运麦捆的五名新来者看得目瞪口呆。托尔格浑浊的眼睛瞪得溜圆,约翰下意识地抓紧了妻子的手,连一向沉默寡言的玛利亚也停下了脚步。尽管在古罗马时代,水车磨坊曾是帝国行省的常见景观,但随着西罗马的崩溃和持续几个世纪的动荡与黑暗,这些复杂精巧的“大地的力量”早已在北方蛮族肆虐的土地上消失殆尽。对他们这些世代在领主皮鞭下、用最原始的石臼或手磨艰难处理谷物的农奴而言,眼前这架无需牛马、仅凭河水就能驱动巨石碾磨麦粒的装置,无异于神迹或是某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强大巫术。敬畏混合着困惑,凝固在他们的脸上。
当第一捧饱满干燥的麦粒被杨建国小心地倒入磨盘上方的料斗,随着石磨低沉的碾压声,细腻的、带着阳光气息的面粉如同金黄的流沙般从磨盘缝隙中簌簌落下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充盈在每个人心头。这不仅仅是面粉,这是他们扎根于此、与这片土地搏斗近三年的最高战利品。粗略的统计结果更令人振奋:四公顷多不到五公顷的麦田,在经历了开荒、育种、虫害、天灾以及提心吊胆的守护后,最终贡献了惊人的一万两千斤脱壳麦粒!杨建国从中精心挑选出两百斤最为饱满圆润的,用防潮的陶罐密封深藏,作为应对绝境的“火种”。又预留了五百斤上等麦粒,作为即将播下的冬小麦种子。剩余的一万多斤金黄麦粒,便在这架由河水驱动的古老而又“崭新”的磨盘下,源源不断地化为维系整个营地生存与希望的雪白粉末。
当最后一袋磨好的小麦粉和燕麦粉被码放进干燥的岩洞仓库,连同堆积如山的豆类、地瓜和熏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笼罩了整个营地。十三张嘴,从现在到来年开春,终于可以不必再精打细算每一口粮食,甚至能享受几分“敞开吃”的奢侈。这底气不仅源于自家田地的丰收,更得益于从维京海盗船上缴获的海量黑麦与燕麦。
然而,黑麦的口感实在粗粝难以下咽,几次尝试后,杨亮果断拍板:“这些留着喂牲口!”缴获的黑麦被单独划归为未来牲畜以及现有的小羊和毛驴的储备粮。燕麦则被重新倒回水车驱动的石磨上,杨亮小心地调整了上下磨盘之间的缝隙,让研磨更精细。经过二次加工的燕麦粉去除了更多粗糙的麸皮,口感顺滑了不少。日常的主食便成了小麦粉与燕麦粉的混合体——或由杨母巧手烙成香气扑鼻的厚实面饼,或在简易烤炉里烘烤成耐储存的硬饼干。
杨母看着这些来之不易的精细面粉,心中萌生了更大的野心——发酵。她依稀记得老家蒸馒头、烤面包的暄软,试图用自然环境中可能存在的酵母菌来唤醒沉睡的面粉。几次试验,结果却令人沮丧:不是毫无动静,就是散发出可疑的酸败气味,浪费了宝贵的面粉。杨建国心疼地看着那些失败的面团,轻轻按住老伴儿还想再试的手:“先停停,别糟践了。等这阵子忙完,我翻翻存下的书,看能不能找到靠谱的酵母法子。这东西,急不来。”
秋收入库只是漫长生存链的一环。紧随其后的是对“副产品”的深度利用和人员装备的升级:
金黄的麦秆被集中起来,由托尔格带领三名男性俘虏,在珊珊的指导下,用传统的经纬编织法,将它们搓成结实的草绳,再编织成厚实的草席。这些草席用途广泛:垫在岩洞仓库底层防潮、铺在新建的木屋地板上隔绝寒气、甚至用作牲畜棚的保暖垫层。
晾晒好的亚麻杆经历了关键的“沤麻”过程——浸泡在溪边挖出的浅坑里,依靠微生物分解掉包裹纤维的胶质。待纤维分离晒干后,杨母便带着玛利亚和埃尔克,用简易的纺锤将亚麻纤维捻成细线。这些坚韧的麻线,将在杨母的织布梭下,逐渐变成粗糙但厚实的麻布。它们的目标很明确:替换掉那五名新成员身上早已破烂不堪的奴隶装束。
从维京海盗尸体上剥下的、经过初步鞣制的皮革,成了宝贵的过冬物资。杨母几乎把所有做饭之余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针线活里。她用骨针穿着坚韧的麻线,将这些带着硝石和草药气味的皮革,按照杨家习惯的现代工装样式进行裁剪缝制——收腰利落、肩背宽松便于活动、肘膝等易磨损处特意加厚加固。
这“怪异”的服装样式,起初让托尔格等人有些手足无措。习惯了中世纪那种宽大拖沓、行动不便的长袍或束腰外衣,这种贴合身体线条、强调实用性的设计显得格外陌生。然而,当他们真正穿上这些嵌着皮块的麻布工装,在田地里弯腰挥锄、在林间背负柴薪时,立刻体会到了巨大的不同:腋下不再因摩擦而红肿,弯腰时后背不会绷紧撕裂,加厚的膝盖在跪地劳作时提供了绝佳的保护。行动前所未有的利落自如。很快,这些代表着“杨氏风格”的实用工装,便以其无可辩驳的优越性,赢得了新成员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也成为了营地身份认同的无声标志。
生存的齿轮在秋收后并未停转。除了编织、纺织和缝纫,营地又掀起了一股制造浪潮。杨建国带着托尔格等人,利用储备的木料和简易工具,为新成员们添置了最基础的生存家具:结实粗糙的木床架,铺上厚厚的麦秆垫、几张用原木墩和厚木板拼凑的矮桌、以及充当凳子的粗壮树桩。与此同时,窑炉的火光再次亮起。杨亮指挥着俘虏们挖取细腻的河床黏土,掺入碾碎的粗砂以增强耐热性,在陶轮上拉坯成型。一窑素烧的陶器出炉了——虽然器型歪斜,釉色不均,但足够厚实耐用。碗、深盘、阔口罐……这些新烧制的器皿被分发下去,终于让五名新成员告别了共用木碗或临时树叶盛饭的窘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带着泥土气息的餐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