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阿勒河水量丰沛，融雪的最后一点凉意混在河水里，奔流而下，撞在木制码头的基础桩上，散成一片灰白色的泡沫。河口集市紧挨着河湾，喧嚣声浪比河水更甚。春耕结束后的这段农闲，对于土地上讨生活的人是喘息的间隙，对于依靠流通和差价牟利的商人，则是穿梭往来的黄金时节。
杨保禄踩着夯土与碎石混合压实的三步宽主道，从集市的西头向东巡视。他的靴子上沾满了泥土和草屑，深蓝色的粗布裤腿在脚踝处磨出了一圈毛边。目光沉稳地扫过两侧：来自北方的毛皮商人正把一捆捆硝制好的皮子从平板船上卸下，沉重的包裹砸在跳板上，发出闷响；南边来的葡萄酒商则指挥着仆役，用芦苇和干草仔细填充木桶间的缝隙；几个本地庄客打扮的妇人，守着自家产的禽蛋和奶酪，蹲在划定的零售区边缘，小声交谈。
空气中混杂着河水腥气、牲口粪便、皮革鞣料、香料和人群汗液的味道，浓郁得几乎能用刀子划开。
管理这片日益膨胀的集市，协调来自四面八方的商队，维持基本秩序，并组织民兵训练以应对可能的威胁，是杨保禄过去一年来的主要工作。他被父亲杨亮从相对固化、纪律严明的庄园内部管理岗位调到这里，起初确实不解。庄园里那一百多号庄客，知根知底，令行禁止，管理起来似乎更能锻炼全面统筹的能力。
直到那个傍晚，父亲在阿勒河边，指着繁忙的码头和形形色色的商人对他说道：“家里那摊事，规矩立下了，人人知道进退，按部就班不出错就行。但这里，保禄，鱼龙混杂，瞬息万变。今天跟你笑脸相迎的，明天可能为了一枚银币的差价跟你拔刀相向。这里的每个决策都关系着真金白银，关系着人心向背。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更多是外面这个广阔、混乱而又充满机遇的世界。这里，才是磨炼你眼力、决断和待人接物能力的地方。”
爷爷杨建国在病榻上，也曾用虚弱但清晰的声音叮嘱他：“多看，多听，多思，少言。人心鬼蜮，利益交织，这集市就是个微缩的天下。管好了这里，你才算真正入了门。”
他深知肩上的责任。这里的活计千头万绪，远非庄园可比。核定货物价值时，他需要参考父亲制定的、随市场行情浮动的基础“指导价”，更要结合货物的成色、稀缺度和卖家的急迫程度做出最终判断；调解交易纠纷，需要在一地鸡毛和各执一词中，迅速厘清事实，给出双方即便不满也能勉强接受的方案；监督度量衡，他要求所有摊贩使用集市统一校准过的木斗和绳尺，他随身携带一柄小巧的黄铜天平，随时可以抽查；至于卫生防火，他划定了固定的垃圾倾倒点，严令货堆与火源保持距离，并安排了每日巡视。
每一项都需要耐心、细致，以及必要时不容置疑的强硬。好在，他并非孤军奋战。弗里茨手下那些经历过几次小规模冲突的民兵，穿着皮甲，臂缠代表集市管事的白布条，三人一组在集市主要通道上巡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偶尔有小偷小摸或企图强买强卖的家伙，会被他们迅速而粗暴地拖走，在集市边缘的木笼里关上几天，以儆效尤。
更重要的是，家里那座石质藏书楼的第二层，已经对他部分开放。那里存放着爷爷和父亲亲手书写的笔记。那不是武功秘籍，却比任何刀剑都更珍贵。里面记录着如何将复杂问题拆解分析、如何制定清晰且可执行的规则、如何通过合理的奖惩来激励人员、如何从蛛丝马迹中预见潜在的风险。甚至还包括一些浅显的统计学方法和逻辑推理模型，比如如何通过记录不同货品的出入库流量来预测未来需求，如何绘制简单的流程图来明确纠纷处理的权责和步骤。
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管理学的朴素核心，经过父辈结合这个时代特点的消化和重构，成了他汲取智慧的秘密源泉。他常在油灯下研读至深夜，试图理解那些由炭笔勾勒出的方框和箭头背后所蕴含的高效与理性，并将它们一点点应用到集市的管理实践中。例如，他借鉴了“权责划分”的概念，将集市划分为数个区域，每个区域设一名资深管事，拥有一定自主裁决权，只将无法决断或涉及跨区域的事务上报给他，这大大提高了效率。
在他的努力和家族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河口集市运转得如同一架日益精密的机器。商人们虽然来自天南海北，性格各异，口音五花八门，但都逐渐认可了这里的规矩——公平、安全、有效率。穿着统一深蓝色布衣的集市管事们，成了这片土地上不容置疑的秩序的象征。
然而，最近几天，一个看似简单却颇为根本的问题，开始被几个新来的、试图在此建立长期稳定贸易联系的商人反复问起。
那位来自阿尔萨斯的葡萄酒商人，在完成一笔大宗交易，看着自己的酒桶被稳妥地搬进集市的半地窖式仓房后，用一块亚麻布手帕擦着额头的汗，走到杨保禄面前。
“保禄先生，”他的语气恭敬，带着完成交易后的轻松，也有一丝纯粹的好奇，“您的集市越来越兴旺，货物也越来越有名气。可我每次回到阿尔萨斯，跟同行们说起，总是用‘阿勒河上游那个杨家的集市’，或者干脆就叫‘河口集市’。您这片宝地，还有您身后经营的庄园，难道……就没有一个正式点的名号吗？总不能一直这么模糊地叫着吧？”
另一位常来往于科隆和巴塞尔的布料商也凑了过来，他摩挲着手指上象征行会成员的铁戒指，附和道：“是啊，保禄先生。像科隆、美因茨、威尼斯，名字响亮，听着就让人记住，代表着信誉和规模。咱们这集市，如今在莱茵河-阿勒河商路上也算有一号了，有个正式的名字，生意往来、订立契约、传播名声也都更方便，不是么？”
杨保禄被问住了。他停下脚步，目光越过商人的肩膀，看向繁忙的码头和井然有序的货栈。确实如此。“杨家庄园”、“河口集市”，这些更像是内部约定俗成的描述性称呼，而非一个对外的正式名号。过去规模小，影响力仅限于周边几个村庄，自然不需要。但现在，随着贸易量的增长和影响力的外扩，一个正式、响亮且蕴含意义的名字，似乎成了必须品。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一种面向广阔外界竖立的旗帜。它将在契约、文书、商人的口碑中传播，定义这片土地的本质。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远不是他凭借集市管理权限就能独自决定的，甚至不是他父亲一个人能轻易拍板的。这关乎整个家族在此地的定位、对未来的期许，以及那份深植于血脉、却必须扎根于异乡土壤的文化认同。
送走商人后，河面的风带着凉意吹来。他揉了揉因长时间保持警觉而有些发酸的颈后肌肉，决定立刻回山腰上的石楼一趟。他需要召集家人，认真商议这件“名号”大事。他需要请教经验丰富、眼光长远的爷爷，听取父亲对战略层面的看法，也需要了解母亲和奶奶——这些维系着家族内部文化传承与日常生活韧性的核心成员——她们最直观的感受和想法。
这个名字，应该既能体现他们杨家的来历与坚守，又能契合这片他们挥洒了十八年汗水、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土地，或许，还要能隐约透出他们对未来的、谨慎而坚定的野望。它应该像藏书楼里那些改进过的水车齿轮图纸一样，结构清晰，每一个部件都承担着明确的功能，并且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
暮色渐浓，夕阳给阿勒河谷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暖橙色。杨保禄安排好了最后一支准备在集市过夜商队的驻扎事宜，看着弗里茨手下的民兵点亮了主要通道上的松油火把，这才离开喧嚣渐息的河滩，沿着熟悉的坡道走向半山腰那栋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坚实的石楼。几缕炊烟从石砌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混着柴火和炖煮食物的温暖气息，这是比任何灯火都更令人安心的归家信号。
屋里，一家人刚吃过晚饭。杨亮正用一根烧制过的硬木炭条，在一块反复打磨光滑的浅色木板上写写画画，上面是他计算新垦谷地所需工时和物料的算式。妻子珊珊在收拾陶制碗筷，动作利落。母亲则坐在靠近火塘的凳子上，照看着咿呀学语的小孙子，手里还拿着一件正在缝补的麻布内衣。父亲杨建国靠在火塘边的躺椅里，身上盖着一张灰褐色的狼皮褥子，一场大病让他清瘦了不少，脸颊有些凹陷，但那双看过两个世界的眼睛，在跃动的火光映照下，依旧保持着洞察世事的清亮。
“保禄回来了？”杨亮没有抬头，目光仍停留在木板的数字上，“今天集市上还安稳？”
“嗯，没什么乱子。就是科隆来的老汉斯，交割完预定的铁料后，又提了一次，问咱们这儿到底叫什么名号。他说签长期契书、立商业凭证，总得有个正式称呼，不能老是‘河滩那片杨家的集市’。”杨保禄在父亲对面那张用粗大原木打造的板凳上坐下，给自己倒了碗凉开水，一口气喝了半碗，“我觉得，不能再拖了，是时候定下一个了。”
杨亮终于放下炭笔，用指肚擦了擦木板边缘的炭灰，点了点头。这是个无法再回避的问题。集市日益繁荣，往来文书日趋频繁，一个正式的名号，意味着身份的确立和秩序的起点，是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必要条件。
“是该有个名头了。”火塘边，杨建国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沉稳有力，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不是流寇山匪，是扎下根来，要在这里建立秩序、传承家业的。说说看，你们都有些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