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畔的枪声，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引爆了积郁已久的中日战火。
东京军部那些狂妄的“对支一击论”者，满心以为这将是又一场如东北、如华北前例般迅速的“事变”，他们想象着南京政府会在皇军的铁蹄下迅速崩溃、屈膝求和。
然而，这一次，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九一八时的地方军阀，而是一个在巨大的外患压力下，被迫凝聚起微弱民族共识的古老国度。
战争的齿轮一旦啮合，便再难分离，迅速从华北的平原滚动至华东的山河，最终在193读着使馆发来的密电，面色凝重，对幕僚坦言。
“这是魔鬼的行径，这不再是战争，这是对整个人类良知的践踏。”
然而，出于复杂的战略考量与国内孤立主义的掣肘，实质性的干预依旧迟迟未至。
而在东京，大本营的报告中，这一切被轻描淡写为“城内肃清”，真相被严格封锁，胜利的捷报与“皇军武运长久”的欢呼，掩盖了长江水畔那三十万亡灵的悲鸣。
战争的泥潭，自此开始显露它吞噬一切的狰狞。
攻陷南京并未带来预期的投降，战争迅速转入广袤的相持阶段。
日军的战线如同被过度拉伸的橡皮筋，从东北的雪原到华南的丘陵，从东海之滨到内陆腹地，漫长的补给线与神出鬼没的抵抗力量，使得“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成了一个冰冷的历史笑话。
武汉会战，日军虽最终占领了三镇，却付出了惨重代价，其战略进攻的势头至此达到，旋即如强弩之末，再也无力发动如此规模的战略性攻势。
战争的形态，变成了消耗战、游击战，变成了对意志与国力的残酷研磨。
就在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如同一个疲惫的巨人在泥沼中挣扎时，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剧变。
1940年，法兰西的迅速沦陷震惊了世界，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似乎所向披靡。
此刻的东京，目光再次投向了南方。
资源丰富，且由已然衰落的欧洲殖民宗主国所控制的东南亚。
“不要误了公共汽车！”
这样的论调在军部与政府内部甚嚣尘上。
荷兰败降，法国沦亡，英国独木难支，这正是夺取荷属东印度（印尼）的石油、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与大米，以支撑其日益枯竭的战争经济的“天佑”之机。
南进的战略，与深陷中国战场的“中国事变”相互捆绑，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循环：为了维持对华战争，需要更多资源；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必须向南扩张；而向南扩张，则必然与在太平洋拥有巨大利益的另一个巨人——美利坚合众国，迎头相撞。
华盛顿的态度，随着日本南进的步伐而日趋强硬。
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签订，使得日本与美国的战略对立公开化、集团化。
当日军悍然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直接威胁到菲律宾与马来亚时，美国的反应不再是抗议，而是冻结日本资产，并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
这对于石油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日本而言，无异于被扼住了咽喉。
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大将面对天皇的质询，沉痛而决绝地表示。
“帝国的国力，正如逐日消融的冰块......与其坐待油尽灯枯，不若断然奋起，死中求生。”
于是，那个注定要改变历史走向的疯狂计划，在太平洋的波涛下悄然成型。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这位深知美国庞大工业潜力的赌徒，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夺取战争初期主动权的豪赌——奇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伴随着“虎！虎！虎！”的成功信号，日军的炸弹如雨点般落在了珍珠港的锚地，战列舰的殉爆声震动了整个太平洋。
消息传回东京，举国陷入一片疯狂的欢腾。报纸号外以最大的字体宣告着“辉煌战果”，民众聚集在皇宫广场外欢呼“万岁”。
然而，在这片喧嚣之下，不乏冷静乃至绝望的目光。
一位退役的海军大将在家中接到消息后，颓然坐倒，对家人长叹。
“完了......我们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巨人，他现在充满了可怕的决心。”
而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将那一天定义为“一个将永远蒙受耻辱的日子”，美国上下同仇敌忾，孤立主义的壁垒一夜之间崩塌。
战争的规模，至此达到了真正的世界大战层级。
在最初的半年里，日军的南方军势如破竹，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太阳旗以惊人的速度插遍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广大区域。
攻占新加坡，这座被誉为“东方直布罗陀”的英军要塞，其司令官帕西瓦尔将军向数量远少于己方的日军投降时，不仅震动了伦敦，也让整个西方世界对日军的战斗力产生了新的评估，夹杂着恐惧与难以置信。
在菲律宾，麦克阿瑟被迫撤离，留下了“我将会回来”的誓言，而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则再次暴露了战争中人性的残酷。
然而，这股扩张的狂潮，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域，撞上了坚不可摧的暗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