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汴梁城迎来了第一场细雪，纷纷扬扬，将宫殿的琉璃瓦和街巷的青石板都覆上了一层素白。北伐凯旋的喧嚣与故人离去的怅惘，如同被这洁净的雪花暂时掩埋，整个帝国的重心，在赵匡胤的有意引导下，不可逆转地转向了内政的深耕与夯实。对外彰显的武功之后，更需要对内展现持久的文治。
崇政殿内，炭火烧得正旺，驱散了窗外的寒意。赵匡胤并未因天气而懈怠，反而召见臣僚愈发频繁，议事时间也往往持续至深夜。他的案头，除了常规的军政奏报，更多了厚厚一摞关于田亩、户籍、漕运、税赋的卷宗。他深知，刀剑可以打下江山，但若要坐稳这江山，让百姓归心，让国力强盛，非一日一时之武功所能及，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精心治理。
“乱世用重典，治世需宽仁。然宽仁非纵容，法度不可或缺。”赵匡胤在一次与宰相范质、王溥等人的议事中，明确指出了方向。他下令由精通律法的臣子牵头，以前朝《显德刑统》为基础，结合当前实际，开始系统性地编纂一部更适合新朝的法典，务求“轻重相宜，务存仁恕”，既要打击奸顽，亦要保护良善，使官员执法有据，百姓知法守纪。这项工作繁琐而艰巨，却是一个王朝走向正规化、制度化的基石。
针对五代以来藩镇割据、武将权力过大的沉疴，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初步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军事制度改革。他完善了枢密院——三衙的统兵体制，使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相互制约。同时，大力推行“更戍法”，让禁军轮番驻守外郡或边境，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彻底杜绝了武将长期掌控某一部队而形成私人势力的可能。这些措施看似削弱了军队的即时战斗力，却从根本上保障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长期稳定，让赵匡胤能够更加放心地将精力投入到民生经济之中。
“民以食为天。”赵匡胤对农业的重视，体现在一道道切实的诏令上。他下令各地州县官员，必须将劝课农桑作为首要政绩来考核。鼓励垦荒，新开垦的田地在一定年限内减免赋税，吸引因战乱流离的百姓回归土地。兴修水利是另一项重中之重，他拨出专款，委派能吏，督导地方疏浚河道，修复陂塘，以抵御水旱灾害，确保粮食丰产。他曾对户部官员言道：“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足而知荣辱。若天下人皆能温饱，又何愁盗贼不息，社稷不固？”
漕运，是维系帝国生命线的大动脉。自唐末以来，运河年久失修，淤塞严重，影响了南粮北运的效率。赵匡胤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下令工部制定详细的疏浚计划，征调民夫，在农闲时节分段整修汴河、蔡河等主要漕运通道，并增设水闸，改善通航条件。同时，在汴京扩建粮仓，如含嘉仓、集贤仓等，大量储备粮食，既为平抑物价，也为应对可能的灾荒或军事需求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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