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上京临潢府，冬日的寒风裹挟着细碎的雪粒，抽打在宫墙殿宇之间，发出呜咽般的声响。相较于江南金陵那种文人雅士的焦虑与幻想，此间的政治气候更为冷酷、务实，也更为波谲云诡。辽景宗耶律贤即位未久，虽有心振作，然自幼体弱多病，朝政渐为皇后萧绰（即日后赫赫有名的萧太后）及其背后的后族势力所深度影响。南院大王萧挞凛，作为手握重兵的实权派，对南方的战事并非毫无兴趣，他麾下的密探甚至比南唐的使者更早、更详尽地将宋军南征、南唐岌岌可危的情报传递回来。
当南唐使者历经艰辛，穿越宋军可能的封锁线（或绕道吴越），携带重礼与李煜言辞近乎哀恳的国书抵达上京时，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一个可以乾纲独断、立即决定数十万铁骑南下的雄主，而是一个内部权力正在微妙调整、各方利益需要复杂权衡的北方朝廷。
朝会上，南唐使者涕泪俱下，陈述宋军暴虐、南唐恭顺，并抛出了“唇亡齿寒”、“共分江淮”的诱人提议。龙椅上的辽景宗面色苍白，偶尔咳嗽，并未立刻表态，目光却瞥向帘后。以萧挞凛为首的部分武将，确实有所意动。萧挞凛出列，声若洪钟：“陛下，南朝内乱，宋主倾力南下，河北确然空虚。臣以为，可遣一偏师南下巡边，袭扰宋境，纵不能直捣汴梁，亦可迫其分兵，减轻南唐压力。若南唐能多撑些时日，消耗宋军，于我大辽有百利。”
然而，他的提议立刻遭到了来自后族及部分保守贵族的质疑。一位与萧绰关系密切的老臣慢悠悠地道：“南院大王所言虽有理，然则，南朝诸侯更迭，如四季轮转。南唐李煜，文弱之主，国势已颓，纵有长江之险，人心离散，覆亡恐在旦夕之间。我大辽铁骑虽锐，然劳师远征，补给漫长，江南水网密布，非我骑射所长。为一必亡之国，与方兴之宋全面开衅，耗我国力，是否值得？” 言下之意，与其救一个扶不起的南唐，不如坐观其败，待宋军疲惫，或可另做打算，甚至与宋朝直接交涉，谋取现实利益。
更深的矛盾在于，萧挞凛与另一位年轻气盛、深受后族赏识的将领耶律斜轸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关系。耶律斜轸本人更倾向于利用江湖势力渗透、特种作战等方式攫取利益，对大规模南下与宋军正面碰撞持谨慎态度，其背后隐约有后族的影子。两派意见在朝堂上争执不休，而真正能做出决定的辽景宗与幕后逐渐掌握实权的萧绰，则需从更宏观的辽国整体战略、内部稳定以及后族权力巩固的角度来考量。最终，决策的天平倾向于保守。辽国并未如南唐幻想的那样，大举发兵南下攻宋。只是象征性地加强了南京道（今北京一带）的戒备，并派出小股游骑在边境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骚扰，这对于被困在金陵、危在旦夕的南唐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毫无实质意义。使者带着辽国“已知悉，将继续关注，望南唐坚守”之类空洞的外交辞令与些许安慰性的回礼，黯然踏上归途，而他们身后，辽国的权力棋局依旧按自己的逻辑运转，南唐的存亡，不过是一枚遥远的、分量有限的棋子。
几乎就在辽国朝堂争论不休、最终决定坐视的同时，南方的采石矶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宋军凭借稳固的浮桥，将越来越多的精锐步骑及重型攻城器械输送过江。林仁肇虽骁勇善战，亲自督阵，身先士卒，但南唐守军在经历了初期激烈抵抗、发现宋军越战越勇、援军无望后，士气终于崩溃。宋军将领潘美率部猛攻矶头主寨，曹彬则指挥水陆两军协同，切断了采石与金陵之间的水陆联系。一场惨烈的鏖战后，南唐旗帜从采石矶最高处颓然坠落，被宋军的玄色战旗所取代。林仁肇在亲兵拼死护卫下，浴血杀出重围，败退金陵，身边仅剩残兵数千。长江上游的最后一道关键屏障，至此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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