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窒息的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仿佛能听到灰尘落地的声音。
过了足足有十分钟，也许更久，她才终于鼓起全身的勇气，用干涩沙哑的嗓音开口，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离婚吧。这样互相折磨着，拖着，对谁都没好处，孩子也跟着受罪。”
烟头上的火星猛地亮了一下，像是他骤然急促的呼吸。
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抬起头，眼神跟淬了冰一样，冰冷、锐利，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死死地钉在她脸上：
“怎么？攀上吴良友那个高枝了？就想一脚把我这个绊脚石踢开？想甩了我？没门！我告诉你，万璐，你想都别想！老子就是拖，也要拖死你！你想跟那个姓吴的双宿双飞？做梦！除非我死了！”
说完，他猛地站起身，把手里的烟头狠狠摁灭在桌子上，留下一个焦黑的印记，然后“砰”地一声巨响，摔门而去，巨大的声响震得墙壁似乎都在颤抖。
万璐僵在原地，浑身的血液好像都在那一刻冻住了，停止了流动。
窗外的月光惨白地照进来，在地上投下她一个孤零零的、扭曲的影子，跟被人随手扔在路边的、没有生命的烂木头似的。
后半夜，他又是醉醺醺地回来，带着一身浓烈的、令人作呕的酒气。
他一把扯掉她的裤头，动作粗暴，没有任何前奏，也没有任何温情，像是在执行一项惩罚任务。
万璐像个没有知觉的木头人，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跟具冰冷的尸体没有任何区别。
他折腾够了，发泄完了，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倒头就睡，而是突然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闷着头，把脸埋在枕头里，压抑地、低低地哭了起来。
那哭声，嘶哑，扭曲，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了脖子发出的呜咽，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万璐麻木地转过头，看着对面墙上挂着的、蒙了一层灰尘的结婚照。
照片里的他，穿着借来的、不太合身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脸憨厚朴实的笑容，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娶到她的满足。
才几年啊？照片的颜色还没怎么褪，怎么人，就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子？她怎么也想不明白，生活这把杀猪刀，为何如此残忍。
天快亮的时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霍霍”磨刀声，又执着地响了起来。
从厨房的方向传过来，穿透薄薄的墙壁，一下，又一下，极其富有耐心和节奏，像是敲击在她的心脏上，敲碎了她最后一点自欺欺人的幻想。
她睁着空洞的眼睛，直到村子里的公鸡叫了第三遍，才敢悄悄地、如同游魂般起身。
她必须进城。立刻，马上。
一来，是去找吴良友。
单位机构改革的正式文件已经下来了，精简人员，竞争上岗。
她上次的笔试考砸了，成绩垫底。
如果再不赶紧活动活动，找领导说说情，走走关系，她这个干了快十年的岗位，肯定保不住，要下岗。
失去了这份工作，她和孩子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二来，她要去县医院，找医生问问。
男人最近这种种反常的、极端的行为，暴躁易怒，疑神疑鬼，甚至出现幻听幻视（他总说听见有人半夜敲窗户，说看见吴良友在窗外对他冷笑），是不是精神方面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得了什么病？虽然她恨他，怨他，但毕竟夫妻一场，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真的彻底疯了，或者走上绝路。
可她心里比谁都清楚，吴良友大概率是不会帮她的。
上次在城区国土所门口，他当众被自己男人打得那么狼狈，颜面尽失，据说回去后还被纪委找去谈了话（虽然最后不了了之）。
两人之间那点本就见不得光、建立在脆弱利益交换基础上的暧昧关系，经过那场闹剧，早已彻底撕破脸，形同陌路了。
但除了去求吴良友，她还能去求谁呢？娘家弟弟刚盖了新房，欠着一屁股债，根本指望不上；婆家那边，婆婆早就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是“狐狸精”、“扫把星”，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帮她？
走了快一个小时，脚底板磨得生疼，终于看到了娘家那熟悉的院门。
万璐在门口停了停，深吸一口气，理了理被风吹得乱蓬蓬、如同枯草般的头发，又用袖子使劲抹了把脸，试图擦去一些疲惫和狼狈，这才用力推开了那扇虚掩着的、吱呀作响的木门。
母亲正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孙子，坐在屋檐下的小板凳上，小心翼翼地用勺子喂着米汤。
孩子裹着红色的小棉袄，脸蛋圆圆的，被初升的太阳照得红扑扑的，像个小苹果。
孩子看见她进来，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眨了眨，认出是她，手里的小勺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小嘴一瘪，眼圈一红，眼看就要哭出来。
万璐喉头猛地一紧，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酸涩难忍。
她赶紧别过脸，不敢再看孩子。
她知道自己现在这副样子有多狼狈，多不堪。
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头发干枯得像秋天的野草，整个人瘦脱了形，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她怕吓着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