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项声明针对印度。丘吉尔政府一改以往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镇压和敷衍策略，出人意料地抛出了一份看似极其开明、实则将难题抛给印度人自己的方案：英国政府原则上同意给予印度更大的自治权，甚至允诺未来移交中高层管理权，但前提是，以甘地为代表的印度国大党必须首先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彻底解决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英国政府宣称，一个连内部基本平等都无法实现的国度，缺乏实行成熟自治的道德基础和治理能力。
这一招极为刁钻毒辣。它瞬间将印度社会的内部矛盾（阶级、种姓、教派）置于反殖民斗争之上，将压力的皮球完美地踢回给了印度本土精英。甘地顿时陷入巨大的困境：推动废除种姓制度，将触动印度传统社会的根基，可能引发内部剧烈动荡甚至分裂；若不推动，则等于承认自身缺乏领导国家走向真正解放的资格，英国就有了继续拖延统治的完美借口。印度的独立运动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部纷争和战略迷茫。
最后，丘吉尔飞赴巴黎，与法国政府签署了《英法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两国正式结盟，共同应对“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可能出现的威胁”。这一协定明显针对正在重新武装的德国，也意在向意大利和苏联展示肌肉，标志着欧洲正式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绥靖政策时代结束，新一轮军备竞赛和对抗升级的开始。
等他回到伦敦的办公室后，发现有一份来自远东的、通过特殊渠道传递的报告摆上了他的案头。那是由英国新任驻华大使本查理，给他写的一份关于卢润东与西北工业基地的调查报告。
时间转到一个月之前，端午节，西京饭店。尽管卢润东与各国大使的会谈取得了丰硕成果，巨额的订单像蜜糖一样吸引着各国的资本，但外交场从来都是利益与算计交织的迷宫。
英国大使本·查理和美国大使托尼·费莱尼在咖啡厅“偶遇”，两人心照不宣地坐到了一起。
“托尼，你不觉得卢润东的胃口太大了吗？”本·查理搅拌着咖啡，低声说道，“四十亿美元的铁路订单，还要我们输出机车制造技术？他难道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工业国？”
托尼笑了笑，显得更轻松一些：“本，为什么不呢？一个稳定的、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何况，他支付的是真金白银，或者是未来可靠的抵押。罗斯福先生对扩大海外市场很有兴趣。至于技术……即使我们不给，法国人、德国人也会抢着给。为什么不是我们呢？”
“但这也意味着他在快速壮大，未来可能会脱离我们的掌控。”本·查理眼中闪过一丝忧虑，“我们更希望看到一个平衡的、而非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德国方面的反应也很值得关注。”
“德国？”托尼耸耸肩，“先把他们国的经济搞好再说，听说现在的德国人连面包都吃不起了。或许，日本人在满洲的行动更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扶持一个有能力在亚洲制衡日本的中国北方势力，并非是坏事。当然，若他能保护我们国家，在亚洲的利益那就更好了。”
两人的对话代表了西方列强普遍的矛盾心态：既垂涎巨大的经济利益，又对卢润东势力的快速崛起充满警惕，更希望利用他来牵制日本，保护他们的利益，又不想让他真正强大到无法控制。
而所有这些算计中，最感到挫败和恼怒的，无疑是北苏的彼得罗夫大使。卢润东那晚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斥责，不仅让他丢尽了脸面，更打乱了莫斯科的全盘计划。他发给国内的报告，极力渲染卢润东的“反苏倾向”和“不可控性”，建议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进行打压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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