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沉默了片刻，药柜的玻璃模糊地映出她紧蹙的眉头：“才十四岁……该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身子这样折腾，将来要吃苦头的。”
“医院……贵。”女孩的目光落在柜台斑驳的漆面上。
“你平时……挣的钱呢？”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极难察觉的颤抖。
女孩忽然抬起了头。南风这才看清她那双被粗糙眼线勾勒的眼睛——里面没有少女应有的光彩，只有两潭深不见底、近乎空洞的死水。药房里浮动的微尘在光线中起舞，那杆用来称药的小小铜秤静静地搁在一旁，仿佛在无声地衡量着命运加诸于人的、难以承受之轻。
“挣来的钱……老板要抽走大部分。剩下的，刚够吃饭和租房。”女孩扶着柜台边缘的手，几不可察地颤抖着，“给我开点止痛药就行，便宜的。”
母亲没再说话，只是沉默地转身配药。药杵撞击着石臼底部，发出沉闷而规律的声响，在狭小空间里回荡，一下，又一下，像是敲打在人的心上。南风望着女孩单薄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背影，踉跄着融入门外炽白刺眼的阳光里，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攥住了，闷得发慌。
“妈，”她轻声开口，声音有些发涩，“我好像……忽然有点明白鲁迅先生那句话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母亲将包好的药轻轻放在柜台上，目光抬起，落在女儿年轻而充满困惑的脸上。那目光里有深沉的怜惜，也有历经世事的沧桑。“丫头，”她伸出手，温暖而粗糙的手掌覆上南风的手背，“记住，人活一世，最要紧的就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干干净净地来，也要尽力干干净净地走。”
“知道啦！”南风努力扬起一个明媚的笑容，仿佛要驱散周遭沉郁的空气。窗外北方的阳光透过玻璃，折射出斑斓的光斑，跳跃在她青春饱满、毫无阴霾的脸颊上，“明天我要去面试！公司离这儿不远，就六站路。祝我好运吧！”
第二天清晨，南风特意换上了最挺括洁白的一件衬衫，头发梳得光洁服帖，在脑后扎成利落的马尾。她对着药柜玻璃的反光仔细整理衣领时，母亲在身后悄悄对擦拭显微镜的父亲低语：“瞧这丫头，精神抖擞的，像是真要出征去征服她的世界了。”
父亲从镜片上抬起头，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这性子随你，到八十岁怕也存着这份心气儿。”
然而现实的棱角很快显现。几次面试碰壁后，南风挤在公交车拥挤的人潮里，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千篇一律的城市街景，暗自决定：过了年，就去更大的天地闯荡。h城留给她的记忆，并非大都市的繁华幻影，而是折叠在霓虹灯下的、沉重而真实的人生断面。
除夕那天，药房门口新贴的春联红得灼眼。南风帮着清点年末的库存，听见父母在窄小的隔间里，低声商量着来年的去向。为了供养她和妹妹南雨完成学业，父母如同迁徙的候鸟，辗转于各个城市之间，这家二十四小时亮灯的药房，不过是又一个临时栖身的枝头。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南风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诗时，窗外街道忽然传来一阵骚动与哭喊。一个手腕淌着血的女孩被人匆忙背进隔壁的旅店，她的同伴冲进药房，急促地买走了纱布和止血药。这是南风在这半年里，目睹的第五起类似事件。生活在某些逼仄角落的人们，有时似乎比旁人更轻易地交付出疼痛，甚至生命，仿佛那是一种可供挥霍的、最后的廉价资本。
新年过后，南风二十五岁了。妹妹南雨专科毕业，顺利进入了舅舅工作多年的公司。父母漂泊半生，终于决定叶落归根，返回牵挂已久的故乡。而南风，则独自背着行囊，南下前往d城，在一所职业中专，做起了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
薪水并不丰厚，但日子仿佛突然被拧慢了发条。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响起上课铃，下午四点放学后的校园归于宁静，午间有两小时完整的闲暇可以翻阅心爱的书籍。周末，她常常只带着一本书，在教师宿舍窄小的阳台上，一坐就是整个下午，任阳光从东边移到西边。那些曾经在奔波与压抑中显得奢侈的宁静时光，如今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只是偶尔，当她在灯下批改学生作文直至夜深，抬首望向窗外无边的黑暗时，记忆中仍会倏然浮现药房里那些浓妆掩盖下的年轻面孔，以及母亲那句沉甸甸的、关乎一生重量的嘱托：
“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