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被林晓燕像护身符一样紧紧攥在手心，汗水几乎要将墨迹洇开。一夜惊魂带来的战栗尚未完全平复，但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已如烧红的烙铁，炽热而坚定地压倒了所有犹豫。
必须离开。刻不容缓。
翌日，她破天荒地没有出摊。估摸着孙秀英已带着林小宝出门，她便怀着一颗怦怦直跳的心，循着纸条上模糊的地址找去。那地方位于红星厂家属院后方一片交错纵横的老旧胡同区，青灰色的砖墙布满岁月的斑驳，巷道狭窄而幽深，空气中弥漫着煤烟与陈旧木头混合的气味。她拐了好几个弯，才在一个不起眼的院门前停下脚步。门楣上的春联早已褪色，木门虚掩着，透出里面一丝生活的气息。
她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环，金属撞击木头的声音在寂静的胡同里显得格外清晰。
“来了！”院内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位头发花白、系着粗布围裙的老太太出现在门口，手上还沾着些许面粉，面容慈祥。“姑娘，你找谁？”
“奶奶您好，”晓燕紧张得喉咙发干，“我……我找周卫东同志，是……是陈默介绍我来的，想看看房子。”
老太太一听“陈默”两个字，浑浊的眼睛里顿时漾开真切的笑意：“哎哟，是小陈那孩子啊！快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卫东！来客了！”她侧身让晓燕进门，朝屋里扬声喊道。
一个四十多岁、皮肤黝黑、面相憨厚的中年男人应声从正房走出来，搓着一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好奇地打量着晓燕：“你就是小陈说的那个姑娘？想租房子？”
晓燕连忙点头，心悬到了嗓子眼，生怕对方因她年纪小或是孤身一人而拒绝。
周卫东没多问什么，直接领着她穿过不大的院子。院子角落里有间低矮的偏房，孤零零地挨着院墙，墙皮剥落得厉害，露出里面黄泥的底色。“就是这间了，”周卫东掏出钥匙打开那把锈迹斑斑的锁，“以前堆杂物的，空了有阵子了。旧是旧了点，也小，就七八个平方，地上是砖墁地，夏天潮，冬天冷。窗户小，光线不好，你自个儿看看。”
晓燕迈步进去，一股陈年的霉味和尘土气扑面而来。房间确实狭小逼仄，除了一个砌在角落、已经废弃的土炕灶台，几乎空空如也。屋顶的椽子裸露着，挂着蛛网，几处瓦片缝隙透下细微的光柱，显示着漏雨的痕迹。墙壁是粗糙的黄泥抹的，摸上去有沙沙的颗粒感。
然而，她的目光却被那扇独立的小门和那个废弃的土灶牢牢吸引。这扇门意味着她可以拥有一个不被孙秀英随时闯入的私人空间；那个土灶，稍加修葺，或许就能成为她继续经营生计的火种。尽管破败，这里却闪烁着自由的微光。
“房子条件是差，”周卫东实话实说，“屋顶你得自个儿想法子补补，不然下雨天够呛。一个月租金八块钱，得先交一个月押金。”
八块钱！还要押金！晓燕心里飞快盘算，这几乎要掏空她藏起来的那点“救命钱”的大半。但看着这方可能属于自己的天地，她咬了咬牙，斩钉截铁地说：“周叔，这房子我租了！”
交出那叠被体温焐热的钞票，换回一把沉甸甸、带着铁锈味的钥匙，晓燕走出小院时，脚步虚浮，如同踩在云端。有对未知的恐惧，有倾尽积蓄的不安，但更多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己亲手握住命运方向的激动与决绝。
接下来的几天，她像一只忙碌的工蚁，开始了秘密的迁徙。白天，她依旧强打精神出摊，维持着微薄的收入，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将她的“重要资产”——那袋珍贵的面粉、小半桶油、秘制的酱料罐、心爱的蜂窝煤炉，以及深藏在床下砖底、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积蓄，一点一点，神不知鬼不觉地搬运到新的据点。
她不敢求助任何人，每一次搬运都如同一次危险的潜行。用旧包袱皮裹着面袋，揣在怀里，假装臃肿；将油罐和酱料瓶混在买菜的篮子里，上面盖上青菜；蜂窝煤则是一次只能偷偷夹带几块……精神高度紧张，每一次与孙秀英擦肩而过，都让她心惊肉跳。
一有空闲，她就钻进那小屋开始收拾。去废品站讨来些旧报纸，买来最便宜的白灰，自己调成浆，踮着脚，一点一点把斑驳的墙壁裱糊起来，虽然手艺生疏，糊得歪歪扭扭，但总算遮住了难看的霉斑和污渍。她又找来几块半截砖，仔细地将那个土炕灶台的烟道疏通，清理掉积年的烟灰，试着生了一次火，虽然烟有些大，但火苗竟也蹿了上来，能用了！
这个小屋，又小又破，夏天闷热，冬天严寒，但它只属于她林晓燕一个人。每当她累得腰酸背痛，直起身子，看着这个被自己双手一点点收拾出模样的空间，闻着空气中新糊的报纸和白灰的味道，心里就被一种坚实的希望填满。
然而，独立也意味着全然的自我负责。房租、水电（虽然只有一盏昏黄的电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每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摆摊的收入变得愈发珍贵，也愈发显得捉襟见肘。
吴经理那无形的打压依然如阴云笼罩，市管的巡逻虽不似前些日子那般频繁，但依旧是悬在头顶的利剑。她迫切需要一种更隐蔽、更安全的经营方式。
一天深夜，她就着那盏摇曳的昏黄灯泡，再次翻看那本《个体工商户暂行条例》，字迹在模糊的光线下有些难以辨认。忽然，她想起王大妈之前闲聊时曾提过一嘴，说街道居委会最近好像在搞什么“家庭副业生产小组”，鼓励家属院的妇女们搞点编织、缝纫之类的手工活创收，据说上面还挺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