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基地”的控制技术实验室，灯火彻夜未熄。
弗拉基米尔博士和他的团队，以及那群被选拔出来的华夏年轻工程师，正围坐在巨大的会议桌旁。桌上摊开的，一边是“长征二号e”火箭那厚重、充满经验公式和保守余量的原始飞控系统图纸，另一边则是弗拉基米尔带来的、基于“分布式神经节点控制理论”的崭新算法框架。
一种无形的、文化层面的碰撞，在图纸与代码之间悄然发生。
一位华夏的老工程师，指着原始图纸上的一个冗余设计，语气带着尊敬却也坚定：“弗拉基米尔博士，这个回路是我们经过多次失败后总结出的‘保险’，虽然增加了重量和复杂度，但它保证了在单点故障下的绝对安全。我认为，不能轻易动。”
弗拉基米尔团队的一位成员，一位年轻的苏联控制理论专家，扶了扶眼镜，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反驳：“安全不等于冗余堆砌！这是‘黑箱’思维，只知道它有效，却不知其最优解。我们的理论，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白盒’，精确建模每一个节点的动态响应，在保证更高安全裕度的前提下，精简掉至少30%的冗余结构，提升至少8%的载荷效率！”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阵低语。30%的冗余，8%的效率！这对于斤斤计较的航天领域来说，是足以颠覆规则的巨大提升。
但挑战也同样巨大。苏联的理论先进，但缺乏在华夏火箭这般具体型号上的工程实践验证；华夏的工程师经验丰富，但对这套过于“超前”的理论充满疑虑。
弗拉基米尔一直沉默着，听着双方的争论。他终于抬起手，会议室安静下来。
“伊万，”他看向自己的学生，也是刚才发言的年轻专家，“用我们带来的仿真系统，针对这个‘冗余回路’，建立一个高保真度的数字孪生模型。”
然后他看向那位华夏老工程师：“张工，请您提供这个回路历次地面测试和飞行试验的所有数据，尤其是故障模拟数据。”
他的指令清晰而有力：“我们不做无谓的争论。让数据和模型说话。我们要做的，不是用我们的理论生硬地替换你们的经验，而是将两者融合，创造出一个兼具理论高度和工程可靠性的、全新的‘华夏飞控系统’。”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