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菲莫夫仿佛没听见他们的议论，径直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正在紧张进行柴油机后续安装的船台方向。良久，他才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
“觉得委屈？觉得我们的工作，不如他们的重要？还是觉得，他们成功了，我们就失败了？”
没人敢接话。
叶菲莫夫转过身，灰蓝色的眼睛扫过几张年轻的面孔，那目光里有严厉，但更多的是平静和一种看透世事的了然。“孩子们，你们搞错了一件事。我们和他们，不是赛跑，更不是竞争。我们是在建造同一座大厦。他们，在用最可靠的砖石，打地基，砌墙，让大厦先立起来，能遮风挡雨。而我们……”
他顿了顿，指着桌上那复杂的图纸和屏幕：“我们在为这座大厦，锻造最核心的承重梁，雕刻最美观的穹顶，安装最明亮的玻璃。地基和墙很重要，没有它们，大厦是空中楼阁。但只有地基和墙，大厦也只是个坚固的盒子。我们要的，是一座能代表最高工艺、能使用百年、能让人仰望惊叹的丰碑。”
他走回桌边，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敲了敲的控制逻辑图：“柴油机的成功，是‘鲲鹏’的生存保障。我们的成功，是‘鲲鹏’的价值证明。没有生存，何谈价值？但没有价值，生存的意义又在哪里？”
他看向巴维尔和格里戈里：“我们当年在‘能源’局，造‘能源号’火箭的时候，用的第一级发动机，也是从成熟的型号改进而来，稳妥，但推力有限。真正让我们把航天飞机送上天的，是后来研制的那款全新的、大推力的液氧煤油发动机。没有前面的稳妥，就没有后来的突破。但如果没有后来的突破，‘能源号’也就只是另一枚大火箭而已，不会有它的历史地位。”
巴维尔和格里戈里默默点头，脸上若有所思。
“所以，”叶菲莫夫的目光重新变得锐利，“收起那些无谓的情绪。柴油机的成功，是好事，是大好事！它给我们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不用被最终的节点逼到悬崖边，可以静下心来，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走得快，我们才能走得稳，走得远。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能动’，而是‘能飞’！”
一番话，像一阵清风吹散了休息室里的阴霾。几个年轻人脸上的沮丧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重新清晰起来的使命感和……隐隐的羞愧。
“好了，”叶菲莫夫摆摆手，“都回去干活。巴维尔，你的算法迭代到第几版了？格里戈里，传感器抗热震的模拟结果出来没有？我们没有时间自怨自艾。我们的‘穹顶’和‘玻璃’，还等着我们去雕刻和安装呢。”
实验室里重新响起了键盘敲击声、低声的讨论和仪器的嗡鸣。只是这一次，那声音里少了几分焦躁，多了几分沉静和专注。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为“鲲鹏”塑造灵魂的远征，与时间赛跑，与极限较量，容不得丝毫分心。
而此刻，在基地的另一端，李振华的办公室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他刚刚接完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平和，但问的问题却很尖锐：柴油机进展顺利，是否意味着燃气轮机路径可以适当放缓？集中资源确保平台按时下水？
李振华的回答清晰而坚定：“首长，柴油机是‘鲲鹏’的腿，让我们能站起来，走出去。但燃气轮机，是‘鲲鹏’的心，决定它能走多远，跑多快，负多重。两条腿走路，一条求稳保底，一条求突破争先，这是我们既定的战略，不能偏废。柴油机的成功，恰恰证明了我们基础扎实，有能力多线作战。燃气轮机的攻关，正到关键时刻，找到了病灶，有了治疗方案（），此时更不能松懈。我请求，继续给予燃机攻关组最大的支持和信任，他们需要时间，但这个时间，值得等。”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两个字：“同意。”
放下电话，李振华走到窗前。远处，柴油机安装现场灯火通明，一片繁忙；更远处，燃气轮机实验室的灯光，在夜色中静静闪烁，如同永不疲倦的眼睛。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柴油机的阶段性胜利，是强心针，也是试金石。它稳住了基本盘，但也将更深层次、更艰难的抉择，摆在了面前。是满足于“有”，还是追求“好”乃至“卓越”？是急着交出“及格”的答卷，还是憋着一口气，做出“惊艳”的满分？
答案，早已在他，在赵志坚，在叶菲莫夫，在每一个为此呕心沥血的人心中。
“鲲鹏”要有腿，更要有心。而现在，腿已接上，心的淬炼，正进入最痛苦、也最关键的阶段。这条名为“攀登”的路上，没有庆功宴，只有更陡的坡，和更稀薄的空气。
但，必须爬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