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的同志都到了，在东边第三个门洞那儿。”民警在前面带路，“受害人在家里，情绪不太稳定。东直门派出所的孙副所长也在。”
胡同很窄，两边的院墙高耸，积雪从墙头垂下来，像一道白色帷幔。走进去几十米，就看到五六个人聚在一个门洞前。有穿公安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
“刘队来了！”其中一个四十来岁、戴着棉帽子的男人迎上来。
“老孙。”刘君山跟他握了握手，转身介绍，“这是咱们队新来的副队长，张和平同志。和平，这是东直门派出所的孙副所长。”
孙副所长打量了张和平一眼，伸出手：“张队长，欢迎。早听说你要来，没想到今天就在案子上碰见了。”
“孙所长好。”张和平握了握手，“刚报到，还得多学习。”
这时，旁边四个穿便衣的也围了过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国字脸，浓眉，眼神锐利。他主动开口：“刘队，这位就是张副队吧？我是二组组长，赵大勇。”
刘君山点点头，继续介绍：“大勇，这就是张和平同志。和平，这是赵大勇，二组组长，干了八年刑侦，经验丰富。”
“赵组长好。”张和平伸出手。
赵大勇握手很有力：“张副队，欢迎。早就听说你抓敌特的事迹，今天总算见着了。”
刘君山又指向另外三人：“这是孙建国，二组的侦查员，心思细，专攻现场勘查；这是李卫东，跑外线的一把好手；这是陈小虎，队里最年轻的，但脑子活。”
孙建国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戴着副眼镜，看着很斯文；李卫东三十出头，身材精干，眼神透着机警；陈小虎也就二十出头，虎头虎脑的，正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张和平。
“张副队好！”三人齐声打招呼。
“同志们好。”张和平微笑着点头，“我刚来，很多不熟悉，还得靠大家多帮助。”
简单的寒暄后，赵大勇开始汇报情况：“刘队，张副队，咱们进屋说吧，受害人在里面。”
这是一处普通的四合院，受害人住在东厢房。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炉子烧着，屋里暖和，但气氛压抑。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坐在床边，双手紧紧攥着一个空公文包，脸色苍白。旁边坐着一个三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应该是他闺女，正抹眼泪。
见公安进来，老头想站起来，被刘君山按住了：“老人家，坐着说，别起来。”
赵大勇示意孙副所长先介绍情况。
孙副所长清了清嗓子：“受害人叫韩福贵，六十三岁，退休前是东直门粮站的保管员。今天上午十点左右，他从供销社买了东西回来，刚进胡同，就被人抢了。”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韩福贵：“被抢的东西有：现金四十二元八角三分，粮票十五斤，肉票一斤，还有一斤白糖、半斤花生。都装在公文包里。”
刘君山眉头微皱：“损失不小啊。老人家，您慢慢说，当时什么情况？”
韩福贵哆嗦着开口：“我...我今天去供销社，买了白糖和花生，准备过年用。钱和票都装在公文包里。从供销社出来，走回胡同，刚进胡同口...”
他顿了顿，呼吸急促起来：“就有人从后面推了我一把，我摔倒了，公文包被人抢走了。我...我只看到个背影，穿着蓝棉袄，戴着棉帽子，个子不高...”
“往哪个方向跑了？”张和平轻声问。
“往...往胡同深处跑了。”韩福贵说，“我爬起来追，可年纪大了，跑不动。等追到拐弯处，人已经没影了。”
刘君山看向孙副所长：“现场看了吗？”
“看了。”孙副所长说，“胡同口有摔倒的痕迹，雪地上有脚印。但胡同里人来人往，脚印很乱，不好辨认。”
赵大勇补充道：“我们刚才也去看了。除了受害人的脚印，还有几趟比较新的。但正如孙所长说的，太乱了。”
张和平想了想，问刘福贵：“老人家，您被推倒的时候，感觉那人手劲大不大？是双手推的，还是单手？”
韩福贵回忆了一下：“好像是...单手推的。从右边推的，我往左边摔的。”
“推的高度呢？腰的位置，还是肩膀？”
“腰...腰的位置。”
张和平点点头，又问：“抢包的时候，是直接从您手里夺走的，还是您摔倒后从地上捡的？”
“我摔倒后，包掉在地上。那人捡起来就跑。”
“捡包的时候，是弯腰捡的，还是蹲下捡的？”
这个问题让刘福贵愣了下，仔细想了想：“弯腰...对，就是弯腰一把抓起来，没蹲下。”
张和平不再问，看向刘君山和赵大勇。刘君山眼中闪过一丝赞许——这几个问题问得很专业，能帮助判断嫌疑人的身高、力量和作案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