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门后的家里还亮着灯，昏黄的光透过窗户，在雪地上投出暖暖的方块。张和平推开门，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小厨房里的炉子火烧得正旺，热水在暖气片里流淌，让整个屋子都充满热量。
陈淑英坐在灯下，手里织着毛衣，竹针在她手中灵巧地翻飞。见他回来，她放下手里的活计起身，毛衣滑落到膝上。那是件深蓝色的男士毛衣，已经织了大半。
“回来了？饿了吧？饭在炉子上热着呢。”她接过张和平手里的布袋，沉甸甸的，“这是什么？”
“局里发的冬装。”张和平脱了大衣挂好，搓搓冻僵的手，“还有证件什么的。”
陈淑英打开布袋，借着灯光一件件往外拿。先拿出的是棉警服，深灰色的厚实布料，毛领摸着柔软温暖。她把衣服展开，在张和平身前比了比：“大小合适吗？”
“试过了，正好。”张和平说。
接着是大檐帽。陈淑英拿起帽子，手指轻轻抚过帽徽。那枚红底金字的帽徽冰凉坚硬，上面有“公安”二字和一颗五角星。
“真好看。”她轻声说。
然后是翻毛皮鞋、棉手套、围脖、饭盒、搪瓷茶杯...每拿出一件，她都要仔细看看。搪瓷茶杯是白色的，上面印着红字：“东城分局”，还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
最下面是个小纸袋。陈淑英小心地打开，里面是工作证。她翻开，黑白照片上的张和平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眼神坚定。职务栏用钢笔清晰地写着：东城分局刑侦队副队长。
“真成公安了。”陈淑英轻声说，语气有些复杂。她抬头看着丈夫，“和平，我...”
“怎么了？”张和平问。
“没什么。”陈淑英摇摇头，把工作证小心地放回纸袋，“就是觉得...太快了。好像昨天你还在供电所修电线，今天就...”
张和平握住她的手：“我也觉得快。但组织安排，总要服从。”
陈淑英点点头，笑了笑：“我去端饭。”
饭菜在炉子上热着。小米粥熬得稠稠的，表面结了一层米油。锅塌豆腐煎得金黄，边角微焦，散发着豆香和油香。还有一碟自家腌的萝卜条，切得细细的，淋了几滴香油。
张和平确实饿了。他坐下大口吃起来，小米粥温热适口，豆腐外焦里嫩，萝卜条脆生生的。陈淑英坐在对面，看着他吃，手里又拿起毛衣织起来。
“今天怎么样？第一天上班，适应吗？”她问，竹针在手中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张和平边吃边说，把铁蛋抢劫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到铁蛋十六岁，母亲病了没钱买药时，陈淑英手里的竹针停了停。
“那孩子...才十六岁？”她轻声问。
“嗯。”张和平喝了口粥，“家里困难，父亲工伤死了，抚恤金一个月十五块，母亲需要长期吃药，母子俩不够用。他母亲发烧好几天，他没钱买药，这才...”
陈淑英叹口气：“是挺可怜的。现在日子是好过些了，可还是有些人家...过得难。”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屋外的寒风呼啸，也不知吹落了院子里的什么东西，在黑夜里格外响亮。
“对了，刚才三大爷问我调工作的事儿。”张和平想起什么，“消息传得真快，估计明天院儿里的人就都知道了。”
陈淑英笑了笑，手里的竹针又动起来：“院里早晚都会知道。你这一身警服穿出去，谁看不出来？”
说到警服，她眼睛亮了亮：“吃完饭试试全套？我还没见你穿警服什么样呢。”
张和平也笑了：“行。”
吃完饭，陈淑英收拾碗筷，张和平把新发的衣服一件件穿上。深灰色棉警服很厚实，穿在身上沉甸甸的，但暖和。五颗铜扣从上到下扣好，肩膀处挺括有型。大檐帽一戴，帽檐压到眉梢上方，帽徽在灯下闪着光。
陈淑英收拾完回来，看到丈夫的样子，愣住了。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擦碗的布，就那么看着。
“怎么了？不合适？”张和平问，抬手整了整帽檐。
“不是...”陈淑英走过去，替他整了整衣领，手指抚过毛领，“就是...突然觉得，你好像就该穿这身衣服。”
她退后两步，仔细端详：“真精神。比你穿中山装还精神。这衣服...衬你。”
张和平走到衣柜镜子前照了照。镜中的自己确实不一样了——警服有种特殊的威严感，穿上后整个人气质都变了。肩膀宽了，腰身收了，站在那里自然就挺直了背。
“就是这枪还没领。”他摸摸腰侧，“明天得去装备科办手续。也不知道用自己的枪行不行。”
说到枪，陈淑英眼神黯了黯，但很快掩饰过去：“领了枪，更要小心。”
“我知道。”张和平握住妻子的手，“淑英，我知道你担心。但我答应你，一定保护好自己。而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