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的行动力超出了陈远的想象。就在谈话后的第二天，她便通过同学介绍和多方比较，预约了一位专攻商事纠纷和劳动法的律师进行初步咨询。咨询费按小时计算，价格不菲，李静几乎没有犹豫，直接从他们为数不多的应急备用金里划出了这笔钱。
“这笔钱不能省。”她再次强调，语气里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咨询地点在律师所在的写字楼。办公室不算特别豪华，但整洁干练，透着专业气息。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姓郑的律师，四十岁上下，戴着金丝边眼镜，眼神锐利，言语简洁。
没有多余的寒暄，李静直接将带来的材料——包括宏远法务部的信函（复印件）、陈远能回忆起的部分项目文件摘要、以及她自己整理的事件时间线——递了过去。她条理清晰地陈述了事情的始末，重点突出了“启明项目”爆雷、陈远被停职、以及近期收到法务部问询函的关键节点。她的叙述客观冷静，几乎没有掺杂个人情绪，更像是在进行一场业务汇报。
陈远坐在一旁， mostly 沉默着，偶尔在李静陈述不清细节时补充一两句。他看着李静专注而坚定的侧脸，心中五味杂陈。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李静，那个曾经依赖他、被他保护在羽翼下的女人，此刻正以一种他陌生的力量和冷静，试图为他、也为这个家，在绝境中架起一座可能通向外界的桥梁。
郑律师快速地翻阅着材料，偶尔提出一两个关键问题，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敲击。他的问题比宏远法务部的更老辣，直指核心责任界定和证据链的薄弱环节。
“劳动合同和公司内部的项目管理章程里，关于项目负责人权责和风险承担比例，是怎么约定的？”
“你提到的几次风险评审会议，会议纪要是否都有存档？你个人是否保留？”
“‘启明’提供的那份关键担保函，除了对方提交，你们是否通过独立第三方渠道进行过核实？哪怕是非正式的？”
陈远一一回答，手心微微冒汗。他发现，很多当初被他忽略的、或者认为不必要的“繁琐”程序，此刻都成了可能决定他命运的关键。
听完陈述，郑律师放下材料，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情况我基本了解了。”他的语气平稳，不带感情色彩，“从目前你提供的信息来看，情况对陈先生你不利。”
他顿了顿，继续道：“公司追究员工因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案例，在实践中并不少见。关键在于‘重大过失’的认定。如果公司能证明你在明知存在重大风险，或者严重违反公司明确流程规定的情况下，依然推进项目并造成损失，那么要求你承担部分乃至全部赔偿责任，在法律上是存在可能性的。”
陈远的心沉了下去。
“但是，”郑律师话锋一转，“这里也有可以争取的空间。第一，公司内部的流程本身是否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是否存在系统性缺陷？第二，项目审批并非你一人完成，其他审批环节的责任如何界定？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公司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证明你的‘重大过失’与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唯一的因果关系。‘启明’的诈骗行为是主要原因，如何将次要的员工过失与主要的第三方犯罪行为在责任上进行切割和量化，是本案的难点，也是突破口。”
郑律师的分析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剥开了迷雾，露出了底下复杂而残酷的法律肌理。他既指出了严峻的现实，也点出了可能的抗争路径，没有虚假的安慰，也没有刻意的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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