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留下孩子，像是一道分水岭。之前的挣扎、对抗、冰冷的绝望，被一种新的、更为沉重的平静所取代。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将问题扛上了肩，开始了更具体、也更漫长的跋涉。
家里的气氛悄然发生了变化。那种剑拔弩张的紧绷感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同面对现实的默契。陈远和李静之间，依旧没有太多温情的言语，交流大多围绕着具体的生计和孕期的必要事务，但那种刻意营造的疏离和无声的指责，明显减少了。
生活的重心，不可逆转地倾斜向那个尚未出世的小生命。李静停止了所有额外的兼职工作，这是陈远和医生共同坚持的结果。她的身体底子本就不算好，孕吐反应又格外强烈，继续透支下去，无论对她还是对孩子都风险太大。家里的收入，彻底依赖陈远在“科汇”那份缩水的薪水和李静的基本工资，经济状况瞬间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陈远身上的担子陡然加重。他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橡皮筋，在“科汇”应对着永无止境的琐碎项目和吴总监时不时的冷脸，下班后则要立刻切换角色，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和照顾小宝的责任。他学着根据手机app上的食谱，准备口味清淡、营养均衡的孕妇餐；他会抢在李静前面去洗碗、拖地；在小宝缠着要妈妈讲故事时，他会主动拿起绘本，用并不生动的语调试图吸引儿子的注意力。
他做得并不好。炒菜时常忘了放盐，或者咸得发苦；拖过的地板上总是留着水渍；讲故事也远没有李静那样绘声绘色。但李静只是默默地看着，偶尔在他手忙脚乱时，会低声提醒一句“火关小点”或者“酱油放多了”，不再有以前的埋怨和尖锐。
这是一种奇特的“休战”状态。他们都清楚，外部危机并未解除，内部创伤也远未愈合。但新生命的到来，像一道无声的命令，强迫他们必须将个人的情绪、委屈和恐惧，暂时搁置一旁，优先保障这个脆弱联合体的基本运转。
经济的压力是其中最现实、最迫人的一环。郑律师那边的费用，像一座小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李静父母那笔钱，如同杯水车薪，很快见底。陈远硬着头皮，向吴总监提出预支部分薪水的请求。吴总监从厚厚的镜片后打量了他许久，那目光让陈远如坐针毡，最终，还是批了，但提醒他“下不为例”。这笔预支的薪水，转头就大部分汇入了郑律师的账户。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彻底取消了任何非必要的消费。周末的短途旅行、偶尔的外出就餐、甚至给小宝买新玩具的计划，都无限期搁置。陈远戒烟了，这个他坚持了十几年的习惯，在巨大的经济压力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且奢侈。李静则翻出了几年前的衣服，勉强修改着穿，孕肚渐渐明显后，也只是在网上买了两件最便宜的孕妇装轮流换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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