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的脸色凝重起来。她先走到床边，仔细观察了一下陈远的脸色和呼吸，又看了看手臂上重新包扎过的伤口和正在输液的针头，眉头微微蹙起。然后，她转身，看向李静，语气依旧温和，但问题直接而关键：“诊断是什么？医生具体怎么说？押金需要多少？你们现在身上还有多少钱？在本地有没有任何亲戚、朋友或者可以联系的同乡？”
一连串的问题，条理清晰，直指核心。李静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尽可能有条理地回答：重度肺炎可能伴积液、严重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症风险；赵医生说必须立刻住院，押金至少五千；他们身上只剩不到三百；在本地没有任何认识的人。
王芳一边听，一边快速地在手里的文件夹上记录着。等李静说完，她合上文件夹，沉吟了片刻。
“李女士，情况我基本了解了。你丈夫的情况确实符合‘急难型临时救助’的范畴，尤其是这种危及生命、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王芳看着李静瞬间亮起的、充满希冀的眼睛，话锋却不得不一转，“但是，申请这个救助，有严格的程序和材料要求。首先，需要医院出具正式的、带有公章的病情诊断证明和费用预估单。其次，需要你们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或街道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第三，需要你们夫妻的有效身份证件。第四，填写完整的申请表，由我们社工站核实情况后上报，区民政局审批，资金拨付……即便走加急通道，最快也需要24到48小时。”
24到48小时！而且还需要那么多证明！李静眼中的光瞬间黯淡下去，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诊断证明和费用预估，赵医生或许能开，但也要走流程，可能也要钱（工本费）。老家的证明？他们仓促出逃，根本来不及开任何证明！身份证？陈远的早就丢了！
“王社工……这些证明……我们……我们一下子拿不出来啊！我丈夫的身份证丢了，老家的证明更不可能马上有……他……他等不了那么久啊！”李静的声音带上了哭腔，最后的防线似乎即将崩溃。
王芳的脸上也露出了明显的为难和同情。她显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她看了一眼床上昏迷的陈远，又看了看强忍泪水的李静和两个孩子，轻轻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知道时间紧迫，材料难办。”她放柔了声音，“这样，我先尝试从两个方面努力。第一，我去找赵医生，看能不能以我们社工站的名义，先出具一份紧急情况说明，请求医院方面出于人道主义，先安排你丈夫入院进行必要的紧急治疗，费用问题容后协商。医院有绿色通道制度，但启动条件很严，不一定能成功，尤其涉及到这么大笔的押金。”
“第二，”她继续道，“关于身份和困难证明。如果你们确实是从外地逃难式地过来，老家短期内无法提供证明，我需要你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你们的具体情况，包括你丈夫在陌城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失去身份证，你们是怎么过来的等等。我需要评估真实性，并看看有没有其他可以佐证的材料或方式。同时，我也会向我们站里和区里汇报这个特殊情况，看能否特事特办，或者联系一些紧急的慈善救助基金，但那些基金通常也有门槛和额度限制。”
希望，似乎又被重新勾勒出了一个极其模糊、充满不确定性的轮廓。它不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或承诺，而变成了一系列繁琐的程序、艰难的沟通和渺茫的可能性。但至少，王芳没有转身离开，她站在了这里，在尝试。
“谢谢你，王社工，真的谢谢你……”李静哽咽着，除了道谢，不知还能说什么。
“先别谢我，成不成还不一定。”王芳摆摆手，神色严肃，“我现在就去找赵医生沟通。你在这里照顾好病人和孩子。另外，”她看了一眼小宝和陈曦，“孩子也一直没吃东西吧？我一会儿看看能不能从食堂带点粥过来。你自己也要撑住。”
说完，王芳再次看了一眼陈远，转身快步走出了处置室，那利落的背影，给这间充满绝望气息的小房间，带来了一丝微弱的、属于行动和可能的生气。
门关上了。李静跌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看着输液管里一滴滴落下的药液，又看看重新陷入沉默和恐惧的小宝。希望被具体化成了王社工离去的背影和那番充满“但是”、“如果”、“尝试”的话语。前路依旧迷雾重重，每一步都布满了制度的荆棘和人情的考验。但至少，有人伸出了手，试图在这冰冷的绝壁上，凿开一道缝隙。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将是对陈远生命力的残酷考验，也是对这座城市冷漠机制与人性微光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角力。而她，必须在这角力中，撑住自己，撑住这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