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电子合成音消失后，病房里只剩下小宝压抑的抽泣和李静粗重的呼吸。王芳最先反应过来，她快步走到门口，警惕地向外张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关上门，反锁。
“报警。”王芳的声音斩钉截铁，她迅速拿出自己的手机，“这个号码，这种内容，已经是明确的威胁恐吓，而且再次提到了孩子。警方必须介入！”
陈远没有反对。他靠在床头，脸色在血色夕阳的余晖下显得青白交错，目光死死盯着那部旧手机，仿佛要把它看穿。对方知道他旧手机的号码，这比威胁本身更让他感到寒意彻骨。这个号码，连很多近几年的工友都不知道，只存在于一些更早的联系人中。这意味着，对方的调查（或者说监控）范围，可能比他想象的更深、更久远。
李静机械地安抚着小宝，自己却止不住地发抖。那句“看好孩子”像魔咒一样在她脑子里盘旋，让她不由自主地看向婴儿床里的陈曦，心脏一阵阵抽紧。
王芳拨通了负责此案的民警电话，语气急促地说明了情况。电话那头很重视，详细询问了来电时间、号码、具体内容，并表示会立刻追查这个号码，同时派附近巡逻的便衣马上过来了解情况。
等待警察到来的时间里，病房里的空气凝重得能滴出水来。没人说话。何嫂送来的那叠钱还放在床头柜上，旧报纸的褶皱在暮色中像一张哭泣的脸。现在，这钱的意义变得更加复杂了——它既是雪中送炭的情义，也可能是一份被“默许”的封口费，甚至是一种嘲讽的施舍。那句“钱拿着……安心养病”，此刻听起来格外刺耳。
“钱……怎么办？”李静终于嘶哑地开口，目光躲闪着那叠钞票。
陈远沉默了很久，久到李静以为他不会回答了。他才缓缓说：“先收着。记下是谁送的，一共多少。”他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如果……如果将来有机会，加倍还。”
他没有说“不用”，因为他知道现在每一分钱都关乎生存。成年人的无奈在于，你明知道某些帮助背后可能藏着钩子或者代价，但你饥寒交迫时，还是得先接过那块可能带着毒的干粮。尊严在生存面前，常常需要暂时退让。
王芳理解地点点头，找出一张纸，让李静仔细记下何嫂说的那几个工友的名字和大概的金额。“这是人情，也是……可能的线索。”她低声说。
大约二十分钟后，两名穿着便衣的警察来了，一位年纪稍长，姓周，一位年轻些，姓吴。他们仔细听取了陈远和李静的复述，检查了那部旧手机，记录了那个陌生号码。周警官操作着自己的警务通查询了一下，摇摇头：“是一个未实名的预付卡号码，这种卡路边小店就能买到，基本无法追踪到使用者。通话时间很短，基站定位范围很大，在城东那片，没什么价值。”
又是这样。看似留下了痕迹（电话号码），实则又是一条死胡同。对方显然精通如何游走在法律和侦查的灰色边缘，用最低技术成本制造最大心理压力。
“电子合成音，市面上很多变声软件都能做到。”吴警官补充道，“很难通过声音特征找人。”
周警官看着陈远：“陈先生，对方再次直接威胁你和你的家人，尤其是孩子，性质很恶劣。我们会将这个情况重点记录，并向上汇报，申请更进一步的保护措施。另外，你们最近有没有接触什么特别的人？或者，想起什么可能与事故、与江大川，或者其他纠纷有关的事情？”
这个问题很关键。陈远的心脏猛地一跳。他抬头，迎上周警官审视的目光。对方是例行询问，还是……也听到了某些“风声”？
他必须回答，而且必须小心。承认自己“想起”了什么，可能会让警方更加重视，但也可能让暗处的敌人狗急跳墙。完全否认，又可能错失警方介入调查的机会，而且与之前何嫂的提醒、以及这个威胁电话的由头不符。
电光石火间，陈远做出了决定。他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疲惫、痛苦和茫然，声音虚弱地说：“周警官……我脑子很乱。伤得太重，有时候……会闪过一些画面，工地的画面，但都是碎的，看不清……头很疼。我老婆说我有时候会说胡话，但我自己……记不清了。”他适时地咳嗽了几声，牵动伤口，眉头紧紧皱起。
李静立刻配合地露出担忧的神情，轻轻拍抚他的后背。
周警官看着陈远苍白虚弱的样子，眼神中的审视稍微缓和了一些。他见过不少重伤病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记忆紊乱的情况。“如果有任何清晰的、觉得有问题的画面或记忆片段，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哪怕你觉得不重要。”他叮嘱道，“这可能是关键线索。至于安全方面，我们会和医院保卫科加强联动，便衣也会增加对这一片区域的关注。你们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离开病房，陌生人搭话不要理会，有任何异常立刻打电话。”
警察又询问了一些细节，叮嘱了一番，留下了联系方式，便离开了。他们能做的，似乎也只有这些。立案侦查需要更多实质证据和线索，而目前，所有威胁都停留在心理层面和无法追踪的匿名层面。成年人的世界里，法律的保护并非万能，它需要确凿的证据才能启动强力的齿轮，而狡猾的对手，恰恰擅长在证据的边缘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