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屏幕的微光，在昏暗的病房里映照着陈远消瘦而专注的脸。他盯着那个通过短信记录找到的神秘号码，指尖悬在虚拟拨号键上方，久久没有落下。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每一次搏动都牵动着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带来一阵阵闷痛。主动联系这个可能与威胁者相关的号码，无异于将手伸进一个不知装着毒蛇还是荆棘的黑洞。
但他不能再等了。孙建国那边因“官方调查”自顾不暇，给出的“推迟”和“留意安全”承诺虚无缥缈。民政局突如其来的走访，像一道微光，却也带来了新的疑虑。被动等待，只会让脖子上的绞索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收紧。他需要信息，需要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僵局，哪怕只是极其微小的一步。
深夜，李静和孩子们都已睡去，呼吸声均匀而细弱。王芳也回了招待所。病房里只剩下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和窗外远处城市夜航飞机低沉的轰鸣。
陈远深吸一口气，手指终于落下。他没有选择直接通话——那太冒险，也容易被追踪或录音。他选择了发送短信。内容经过反复推敲，既要引起对方注意，又不能暴露过多，还要符合他“记忆混乱、恐惧求存”的伪装人设。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删改，再输入：
“我是陈远。有些事，想不通，怕。以前在城东干活，好像见过些不该见的，记不清了，但总梦到。有人让我彻底忘掉，可我越想忘，越害怕。我不知道该信谁。你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吗？我只想保住老婆孩子，过安生日子。”
短信没有提及具体人名、事件，只是模糊地指向“城东”、“不该见的”，表达恐惧和困惑，并抛出“保住老婆孩子”这个最核心的诉求。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被卷入莫名麻烦、只想寻求解脱的可怜虫。如果这个号码真的与威胁方有关，看到这样的信息，可能会产生几种反应：置之不理；进一步威胁警告；或者，如果对方内部真有分歧或不同目的，也许会尝试接触、安抚或利用。
发送。屏幕上显示“发送成功”。陈远立刻将手机关机，拔掉电源，仿佛那是一个刚刚发射出去的、不知会引来何种回响的信号弹。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床头，后背已被冷汗浸湿。一种混合着恐惧、决绝和一丝微弱期待的情绪，在胸中激荡。这可能是他康复以来，做出的最主动、也最危险的一个决定。
接下来是漫长的、令人煎熬的等待。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收到回复，也不知道回复会是什么内容，更不知道这贸然的举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第二天，在一种高度敏感的状态下开始。陈远进行康复训练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目光不时瞥向放在床头柜上的旧手机（已重新开机，调至静音）。李静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但只当他是担心孙建国那边或民政局的后续，轻声安慰了几句。
上午平静地过去。中午，王芳来了，带来了一个不知算好还是坏的消息。她那个司法系统的朋友透露，关于江大川的调查，似乎比预想的更复杂，牵扯面可能很广，目前还处于外围摸排阶段，真正的核心调查并未公开启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江大川公司内部最近人事变动频繁，几个中层管理人员“被休假”或“主动辞职”，人心惶惶。
“那个‘阿勇’，好像确实不见了踪影。”王芳低声道，“但没人敢公开谈论。我朋友说，调查组那边口风很紧，他们这些外围的也只是感觉到动静，具体内情不清楚。”
这印证了孙建国遇到“麻烦”的说法，也说明官方调查确实在推进，但节奏和深度未知。风暴似乎在积聚，但何时落下雷霆，无人知晓。
下午，陈远借口需要静养休息，让李静带着小宝去楼下小花园透透气（王芳陪同）。病房里只剩下他和熟睡的陈曦。他再次拿起那部旧手机，开机。
没有新短信。那个神秘号码毫无反应。
失望像冰冷的潮水，慢慢漫上心头。也许这个号码早已废弃，或者对方根本不屑于回应他这样一个“小角色”的试探。又或者，这是一个陷阱，他的短信已被监控，正被对方分析研究，准备着下一步更精准的打击。
就在他准备再次关机时，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不是短信，而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的来电！铃声被调成了静音，只有屏幕在不断闪烁。
陈远的心猛地一缩，几乎要跳出喉咙。不是他昨晚发短信的那个号码！会是谁？孙建国换了新号码打来的？还是……其他什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