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说。”陈远连忙应承，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那……那我家里人的安全……”
“孙建国是不是给了你钱？”阿勇不答反问。
“给……给了一张卡。”
“用了没？”
“用……用了一点，交医药费。”陈远老实回答。
“嗯。”阿勇似乎对这个回答还算满意，“钱你该用就用，那是你应得的。至于安全……现在外面乱，我也不能给你打包票。但你记住，只要你嘴巴严实，不给我惹麻烦，我阿勇在一天，就没人敢随便动你和你的崽。但如果你乱说话，或者跟不该联系的人联系……”他的声音陡然变得阴狠，“我第一个饶不了你！听懂了吗？”
这是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用钱和模糊的安全承诺稳住陈远，用最严厉的威胁封住他的口。而且，阿勇将“保护”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暗示他与孙建国（或孙建国背后的安排）可能并非完全一致，或者，他试图重新夺回对陈远这个“潜在麻烦”的控制权。
“懂，懂了！阿勇哥，我一定听你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说！”陈远忙不迭地表态。
“那个社工，还有警察，都离远点。”阿勇再次警告，“特别是那个姓王的社工，她路子野，心思多，别被她套了话去。有事……我会再联系你。这个号码，不准记，不准打第二遍。”说完，不等陈远回应，电话便被干脆地挂断。
听筒里只剩下忙音。陈远缓缓放下电话，靠在冰凉肮脏的电话亭玻璃上，大口喘着气。短短两三分钟的对话，却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伤口因为紧张而隐隐作痛。
他得到了几个关键信息：一，威胁和试图控制他的，确实是阿勇这一系的人，孙建国是执行者之一；二，阿勇自身处境不妙，但对“旧账”和“官方调查”极为忌惮；三，阿勇试图绕过或取代孙建国之前的“安排”，直接控制他，并警告他远离王芳和警方；四，阿勇给了模糊的“保护”承诺，但核心要求依然是“闭嘴”。
这通电话，非但没有带来清晰的安全保障，反而让他陷入了更复杂的夹缝之中——他需要面对的可能不止一方势力（孙建国代表的“安排方”和阿勇代表的“直接控制方”），而且被明确要求切断与王芳这条最重要的外部联系渠道。阿勇对王芳的警惕，也从侧面印证了王芳的存在和行动，确实对他们构成了某种威胁或干扰。
陈远推开电话亭的门，午后的阳光刺得他眯起眼。街道依旧车水马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脚下的路也更窄、更险了。他必须独自周旋在几股暗流之间，守住嘴巴，保住家人，同时还要在这令人窒息的夹缝中，寻找那一线几乎不存在的生机。
他慢慢走回医院，每一步都沉重无比。回到病房时，李静正焦急地张望，看到他回来，明显松了口气。“远哥，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还以为……”
“没事，就是多坐了一会儿。”陈远勉强笑了笑，脱下外套，躺回床上，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疲惫。
王芳不在病房，可能去办其他事了。陈远看着天花板，脑海中反复回响着阿勇的那些话。他必须尽快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是否真的完全听从阿勇，切断与王芳的沟通？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来自孙建国那边的后续“安排”？更重要的是，那模糊的“官方调查”，到底进展如何？能否成为他打破困局的倚仗？
一个个问题，像沉重的磨盘，压在他的心头。而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犹豫了。阿勇的“保护”承诺如同空中楼阁，孙建国的“安排”前途未卜，真正的安全，依然遥不可及。他刚刚进行了一次极其危险的试探，得到的回报，却是一个更加扑朔迷离、危机四伏的局面。
成年人的世界里，主动出击未必能换来转机，有时只是将自己更深地拖入泥潭。但若不出击，便只有沉没。陈远闭上眼睛，感受着身体深处传来的、代表着生命仍在顽强延续的隐痛，那痛楚里，似乎也滋生出一股更加冰冷、更加执拗的力量。
电话打完了。但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而这一次，他连唯一可以信任和依靠的“战友”，都可能被迫疏远。真正的孤军奋战，或许，从现在才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