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心中那簇危险的火焰，并未立刻转化为行动。它只是无声地燃烧着，炙烤着他的理智，也淬炼着他的决心。他知道，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他需要时间，需要更谨慎地筹划，也需要身体争气。
接下来的日子，他像是换了一个人。康复训练变得近乎苛刻。他不再满足于康复师制定的保守计划，主动要求增加负荷和时长。在搀扶下行走的距离越来越远，站立的时间越来越久。他开始尝试更复杂的动作，比如缓慢地上下低矮的台阶（康复中心专门设置的），尽管每一步都伴随着剧烈的喘息和肋下伤口的刺痛。汗水像小溪一样流淌，浸透了一层又一层的病号服。康复师几次提醒他注意强度，避免过度疲劳影响愈合，他只是沉默地点头，下一次却依然故我。
李静看着心疼，想劝，却被陈远眼神里那股不容置疑的执拗挡了回去。她知道，丈夫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向他自己，也向那些无形的敌人证明：这具身体还没有废掉，它还能挣扎，还能反抗。
王芳依旧隔三差五地来，但那种微妙的距离感似乎并未消减。她带来一些外界的零星消息：关于江大川公司的传闻越来越多，但真伪难辨；那个“阿勇”依旧没有公开露面，仿佛人间蒸发；孙建国那边也再无动静。一切似乎又陷入了诡异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陈远能感觉到更大的风暴在积聚。官方调查像一头在迷雾中缓步前行的巨兽，它的脚步声低沉而遥远，却让所有相关者都屏住了呼吸。
经济上，那张银行卡里的数字持续减少，像沙漏里不断流失的沙粒，提醒着他们时间的紧迫和选择的有限。李静开始更加精打细算，连给陈远补充营养的炖汤，都减少了肉量，增加了便宜的豆类和根茎蔬菜。小宝似乎也懂事地不再吵着要零食。
这天下午，陈远在康复师的监护下，第一次尝试完全依靠自己，从站立姿势，慢慢坐回到轮椅上（为了安全，康复训练后期他有时会使用轮椅进行转移）。这个对常人来说轻而易举的动作，对他却犹如一场战役。他需要调动全身尚能控制的所有肌肉，尤其是孱弱的核心和腿部，来维持平衡，对抗重力，完成精准而缓慢的位移。
他屏住呼吸，双手紧紧抓住轮椅扶手，手臂和肩膀的肌肉贲起，额头上青筋隐现。一点，一点，将身体的重心从颤抖的双腿转移到轮椅坐垫上。当臀部终于接触到坐垫的瞬间，他全身一松，瘫软下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色涨红，汗水顺着下颌滴落。
成功了。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动作，却让他胸腔里那股冰冷的火焰，仿佛被注入了一丝微弱的氧气，燃烧得更清晰了一些。他能更自主地移动一点点了。这一点点自主，在绝境中，意义非凡。
康复师记录下这个进步，鼓励了几句，但眼中也闪过一丝忧虑。她能看出这个病人平静外表下，那股近乎偏执的、急于求成的焦躁。这不是个好兆头。
回到病房，陈远靠在轮椅上休息。李静给他擦汗，喂他喝水。小宝趴在床边，仰着小脸看着爸爸，忽然小声说：“爸爸，你好了以后，能带我去看大恐龙吗？幼儿园小朋友说，博物馆有。”
陈远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伸手，有些费力地摸了摸儿子的头，喉结滚动了一下，才发出声音：“好。等爸爸好了，就带你去。”
这个承诺如此简单，却又如此沉重。他不知道这个“好了以后”，究竟会不会到来。
就在这时，王芳匆匆推门进来，脸色有些异样。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先打招呼，而是径直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仔细向外看了看，然后迅速拉好。
“怎么了？”李静察觉到不对，紧张地问。
王芳转过身，表情严肃，压低了声音：“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在楼下花园的长椅那边，好像看到了孙建国。”
陈远和李静同时一惊。
“他一个人？”陈远问。
“对，就一个人坐着，好像在等人，但又没看到他和谁接触。”王芳眉头紧锁，“他看到我了，还对我点了点头，笑了一下，然后就起身走了。样子……有点奇怪，不像以前那么从容。”
孙建国再次出现，而且是在医院附近！他想干什么？阿勇不是说他“自身难保”吗？难道他们的麻烦暂时缓解了？还是说，孙建国和阿勇之间出现了某种分化，孙建国有别的打算？
“他有没有往病房这边看？”陈远追问。
“不确定，距离有点远。”王芳摇头，“但我感觉，他出现在那里，绝不是偶然。可能是来确认你的情况，或者……传递什么信号？”
陈远的心沉了下去。孙建国的出现，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打破了短暂的平静，也带来了新的变数。如果孙建国和阿勇不是一条心，那么他陈远就可能成为他们之间博弈的棋子，处境将更加危险。
“我们要不要……告诉周警官？”李静怯生生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