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第二天，陈远以身体不适为由，让李静通知王芳暂时不要来探望。他需要单独面对接下来的事情，不想让王芳卷入更深，也不想让她成为对方进一步施压的借口。
整个上午，陈远都躺在病床上，闭目养神，实则是在脑海中反复推演、完善那个疯狂的计划。他需要计算每一个细节，预设对方的几种可能反应，并想好应对之策。这比他进行任何康复训练都要消耗心神。
下午三点半，距离短信约定的时间还有半小时。陈远挣扎着坐起身，让李静帮他换上一件干净的病号服。他的动作缓慢，呼吸有些急促，脸色在日光灯下显得异常苍白。
“远哥，你……你真的要去？”李静的声音带着哭腔，手抖得几乎扣不上扣子。
“嗯。”陈远应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解释。他从抽屉里拿出那部旧手机，开机，然后极其缓慢地，开始在上面打字。
李静凑过去看，只见他打下的是一段更加混乱、更像呓语的“记忆碎片”，夹杂着对“疤脸男人”、“河边夜晚”、“争吵”、“箱子”、“带血的本子”等元素的描述，但时间、地点、人物全都模糊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最后，他加了一句：“头痛，睡不着，总梦见这些，吓醒。想找人说，又不敢。怕害了家里人。”
他检查了一遍，然后，将这段文字，用短信的方式，发给了孙建国上次留下的那个新号码（阿勇给的那个一次性的号码他没敢存，但孙建国的他记在了心里）。发送成功后，他立刻删除了发送记录和这条短信本身。
这是他计划的第一步：在赴约前，主动“泄露”一点更加混乱、更加不可控的“记忆碎片”，并表达出强烈的恐惧和倾诉欲，但对象是孙建国。他要让孙建国（以及他背后的人）觉得，他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记忆的“闸门”可能随时失控，而他想“找人说说”的冲动正在压过“闭嘴”的警告。这既是一种施压（看，我快控制不住了），也是一种试探（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这个“麻烦”？）。
做完这些，他将旧手机塞进病号服内侧一个缝制的暗袋（李静偷偷帮他缝的），然后对李静说：“静静，我出去一下。如果……如果我六点还没回来，你就给王社工打电话，告诉她，我去见孙建国了，在‘转角’咖啡厅。别的，什么都别说。”
李静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她死死抓住陈远的手，指甲几乎嵌进他的肉里。“远哥……”
陈远轻轻掰开她的手，拍了拍她的手背，然后，转身，慢慢地，一步一步，挪出了病房。
走廊里灯光惨白，消毒水的气味一如既往地浓烈。每一步都牵扯着伤口的隐痛，但陈远却走得异常平稳。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有眼底深处，燃烧着那簇冰冷而决绝的火焰。
他没有坐电梯，而是沿着安全通道，极其缓慢地向下走。楼梯间空旷安静，只有他沉重的呼吸和脚步声在回荡。他要拖延时间，要让孙建国先收到那条“混乱”的短信，要让对方有时间去琢磨、去反应。
当他终于走到一楼，穿过大厅，推开后门时，时间刚好是下午三点五十八分。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睛，看向斜对面那间“转角”咖啡厅。
玻璃窗反射着阳光，看不清里面的情形。他深吸一口气，胸腔里传来熟悉的闷痛。然后，他迈开脚步，像上次一样，缓慢而坚定地，穿过街道，走向那扇叮咚作响的门。
这一次，他不是去祈求，也不是去屈服。他是要去下一注孤注一掷的赌注，用自己的恐惧、混乱和那点可怜的“记忆碎片”作为筹码，在深渊的边缘，与魔鬼进行一场无声的谈判。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胜算，甚至不知道这算不算谈判。他只知道，沉默已经无法保护家人，他必须让这沉默本身，变成最有分量的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