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任那句“量力而行”和“上报”的警告，像两颗性质不同的药丸，卡在陈远的喉咙里，带着矛盾的滋味。一夜无眠，他反复咀嚼着这两个信息。“量力而行”是让他自保，是成年人在巨大系统面前最理性的选择，带着张主任个人那点或许存在的、有限的同情。而“上报”，则是将他与那些“异常”彻底切割的指令，是系统自我清洁的要求，冰冷而绝对。
但“上报”之后呢？那些试图穿透这重重封锁传递信息的人（或某个人），会怎样？线索会彻底断掉吗？李静那边，是否会因此失去一个可能存在的、微弱的联系通道？
陈远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服从指令，保持沉默，等待。为了孩子，他也必须首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张主任说得对，只有他没事，孩子才有最后的依靠。
然而，另一种更尖锐的直觉，在胃里搅动。如果那些“异常”真的是唯一通向李静真相的缝隙呢？如果他按部就班地“上报”，是否就等于亲手封死了这缝隙？李静留下的“小心121”，本身就证明了常规渠道的失效和危险的迫近。
他站在窗前，看着晨光刺破云层，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小宝这时候该起床了吧？会不会哭着要找妈妈？那个小小的、还没满月的婴儿，离开了母亲的怀抱，会不会整夜不安地啼哭？这些想象像细密的针，扎在他心脏最柔软的地方，让他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隐痛。
他必须做点什么。不能只是被动地“活着”。他要成为一个有触角的锚，不仅仅是沉在那里，还要感知水流的方向，哪怕感知本身充满风险。
早餐送来了。他安静地吃完，不再试图从餐具或食物中寻找任何异常痕迹。林医生的警告和收音机被没收，已经让他明白，任何主动的、明显的探查行为，都会招致立刻的、严厉的干预。他必须更隐蔽，更耐心。
上午，郑组长没有出现。来的是两名之前没见过的、穿着便装的调查人员，一男一女，表情严肃，公事公办。他们没有像郑组长那样施加压力，也没有像张主任那样进行心理试探，只是打开录音设备，拿出一份清单，开始逐项核对关于李静的基本信息、社交关系、近年来的大额消费记录、家庭资产变动等等。
问题琐碎而具体，时间线拉得很长。陈远谨慎地回答，大部分据实以告，在一些涉及李静个人隐私或他确实不确定的地方（比如李静和某些朋友的具体聊天内容、她个人的小额投资尝试），他如实表示不知情或记不清。
整个问询过程枯燥而压抑，像一场漫长的财务审计。陈远能感觉到，对方在编织一张极其细致的事实之网，试图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捞出异常的资金流向或人际节点。他们多次问及李静产前产后那段时间的经济安排和联系人变化，尤其关注是否有陌生的“关心”或“帮助”。
陈远一一回应，心里却越来越沉。对方调查得越细，说明李静卷入的事情越不简单，牵扯的可能越深。而他们对“王芳”这个名字，在整个问询中只字未提，仿佛这个医院护工从未存在过。这种刻意的忽略，反而让王芳的存在显得更加可疑和关键。
问询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结束后，两名调查人员整理好资料，没有任何评价，径直离开。
陈远靠在椅子上，感到一阵虚脱。不仅仅是精神上的疲惫，更是一种深切的无力感。对方在按部就班地推进调查，掌握着所有的主动权和信息源。而他，被困在这里，只能提供一些碎片化的、可能毫无用处的记忆片段。
午后的时光格外漫长。他强迫自己小睡了一会儿，却睡得极不安稳，梦见小宝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哭喊，李静的身影在远处模糊晃动，怎么也追不上。
醒来时，夕阳西斜，将房间染成一片昏黄。他起身喝了点水，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卫生间门框的上沿——那是他平时不会注意的高度。
那里，靠近天花板的地方，似乎有一小块墙皮的颜色，与周围略有不同，非常细微，像是不久前被什么东西轻轻蹭过，或者……有什么极薄的东西曾经贴在那里，被撕掉了。
陈远的心跳微微加速。他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反锁。然后踩着马桶边缘，小心翼翼地凑近查看。
确实，有一块大约指甲盖大小的地方，墙漆的光泽度似乎不同，边缘有极其细微的、不规则的翘起。他伸出食指，用指腹极轻地按了按。那块墙漆下面，似乎不是实心的墙体，有一点点极其微弱的弹性，像下面垫了什么东西，又或者……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