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境义渠大军压境的紧急军报，如同一块沉重的巨石投入咸阳看似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了千层浪。朝堂之上，战争的阴云取代了往日的政争，赢驷与车英等人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军务部署之中，调兵遣将，筹备粮草，通往陇西的“秦直道”立时变成了军队与辎重奔流的动脉。然而，即便是在这战云密布的时刻，赢驷也未曾放松对“大秦皇家学院”这一长远基业的关注。他深知，战争的胜负关乎一时，而人才的储备则关乎国运的兴衰。
就在边境烽火将起之际，一道由赢驷亲自拟定、以秦王名义发出的《求贤令》，以咸阳为中心，通过日益畅通的交通网络和往来商旅，迅速传遍了山东六国。这道诏令与以往任何一次招贤纳士都截然不同。
诏令不再仅仅强调富国强兵之术，而是明确表示，大秦皇家学院广开大门，诚邀天下饱学之士，无论出身，无论学派，“儒、墨、道、法、名、农、阴阳……凡有一技之长，能明道理、利国家、益民生者，皆可入秦，于学院之中，授业传道，切磋琢磨，共襄盛举！”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诏令中特别提及，学院已设“理工”、“法政”、“讲武”三大分院，并预留“文哲”、“农医”等席位，明确表达了欲熔百家于一炉，开创“新秦学”的宏大志向。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
以往各国招贤，多侧重于富国强兵的计策，或特定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秦用卫鞅之法）。如秦国这般，以官方学院的形式，公开、大规模地招募各派学者，并给予如此明确的地位和承诺，实属旷古未有。这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气魄，也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挑战。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注重实用、其学说与理工分院理念颇有契合之处的墨家。一群在各国不得志、或对秦国“奇工”之名早有耳闻的墨者，在一位名为相里勤的年轻巨子率领下，跋山涉水，来到了咸阳。他们被理工学院那务实的气氛和赢驷所授的《机械原理》深深吸引。相里勤亲自拜会赢驷，表示墨家愿将自身在机关术、城防工事、几何光学等方面的积累，与学院所学相互印证，并贡献出数种改进的连弩设计图与一种高效的滑轮组吊装方案，迅速赢得了理工学院上下的一致尊重。
紧接着，以齐、鲁之地为主的一些儒家学者，也在犹豫与观望中，陆续抵达。他们起初对秦国“重法轻礼”的固有印象深感不安，但赢驷亲自接见，与他们探讨“礼”之内涵，提出“礼”不仅是宗庙祭祀之仪，更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大秩序”，可与法度相辅相成。他邀请儒家学者主持“文哲院”（筹）的伦理教化部分，编纂蒙学教材，讲授忠孝仁爱、尊师重道之理，以润泽因法家严苛可能带来的刚硬之风。一些开明的儒者，如来自稷下的博士淳于越，认为这是将儒家学说付诸实践、教化一国的良机，开始积极参与学院事务，与法家学派的辩论虽时有发声，却也在这碰撞中，隐约摸索着共存与融合的可能。
此外，精通农事的农家学者被请去指导新式农具的推广和作物栽培；擅长医术的方士被组织起来，开始整理医案，研究疫病防治；甚至一些精通天文历算的阴阳家，也被赢驷以“观测天象，修正历法，利用农时”为由，吸纳进来，置于严密监控之下进行研究。
一时间，咸阳皇家学院之内，各种思想交汇，不同学派的学者或是激烈辩论，或是埋头研究，或是相互借鉴，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景象。虽然摩擦与分歧不可避免，但在赢驷“唯才是用，利于国者昌”的高压原则下，以及学院提供的相对优渥条件和广阔平台上，一种以“实践”为共同导向的融合氛围，正在艰难却坚定地形成。来自不同背景的学子们，更是如鱼得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接触到以往难以想象的广阔知识。
【国运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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