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大楼，主席办公室。
一个多月来，这里成了全云南最繁忙，也最压抑的地方。新任司法厅长何子谦的鬓角，已经添了几缕醒目的银丝。他带着他的团队，与警察厅的人一道，将积压了不知多少年的旧案卷宗，一箱箱地搬出来，摊在长桌上，不分昼夜地审阅。
灰尘与霉味中，一桩桩看似毫无关联的民间纠纷——地界不清、邻里斗殴、债务官司、休妻弃子——被梳理出来。然而，当这些案卷堆积成山，一个黑色的幽灵，便从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狞笑着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
“主席，”何子谦的声音沙哑，他将一份刚汇总好的报告放在林景云面前，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我们翻阅了三千七百一十二份民间卷宗，其中，有超过两千份，最终的根源，都指向了同一个东西。”
他顿了顿，吐出两个字：“烟土。”
林景云的目光从文件上抬起，示意他继续。
“高利贷，是烟土的影子。”何子谦的手指点在报告上，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农民为了买烟膏，借下第一笔钱。瘾上来了，活干不了，田地荒芜，利滚利，就只能卖田、卖房。男人逼着老婆去借，甚至……卖掉自己的孩子。”
“这还只是开始，”一旁的警察厅长赵靖云接过了话头，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压抑不住的怒火和悲凉，“何厅长说的是卷宗。我给您说说我们的人在下面走访到的事情。”
他的声音沉了下去，将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在林景云面前撕开。
“就在上个月，滇南，麻栗坡。”
1924年11月的清晨，麻栗坡的雾气像是浓得化不开的愁绪，紧紧裹着山里的每一片竹林和每一座土坯房。老茶农周阿公的竹门，被拍得如同暴雨将至时的雷鸣。
他揉着惺忪的睡眼，掀开那张破旧的粗布门帘，一股刺骨的寒意瞬间钻进骨头缝。邻村的阿秀直挺挺地跪在门外的泥地里，怀里紧紧抱着她不省人事的儿子。晨光熹微，周阿公能清晰地看到，阿秀的袖口上，沾着一滩黑褐色的、散发着甜腻恶臭的鸦片膏。
那个才十来岁的孩子，身体正一阵阵地剧烈抽搐，小脸憋得铁青，嘴唇已经成了骇人的乌紫色。
“周伯……求您……求您去看看阿福家……”阿秀的声音像是被砂纸磨过，破碎而绝望，每一个字都带着哭腔。她抬起头，满是泪水和泥污的脸上，双眼空洞得吓人。
“阿福他……他媳妇……昨儿夜里……疯了……”
周阿公的心猛地一沉。
“阿福又去赌钱，把最后一点米都输光了。他媳妇跟他吵，他还要动手打人……他媳妇……他媳妇就拿那根烟枪，一下……一下……把他给砸死了……”阿秀的声音越来越小，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然后……然后她自己，也喝了一大碗大烟汤，就躺在阿福身边……不动了……”
周阿公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他扶着门框，几乎站立不稳。
麻栗坡，这个名字曾经意味着漫山遍野的茶香。可自从十多年前，那些穿着西装、说着蹩脚汉话的法国商人，翻山越岭从越南过来，一切就都变了。
“种这个，‘福寿膏’，比你们的稻谷金贵！一亩地，能换一箱白花花的银圆！”
那诱惑的声音，如同魔鬼的低语。山民们信了。他们挖掉了祖祖辈辈侍弄的茶树，铲平了赖以为生的稻田，将所有希望，都种进了那一朵朵妖艳的罂粟花里。
起初的一两年，日子似乎真的好过了。可没人告诉他们，这种妖花，贪婪地吸食着土地的精气。三年之后，肥沃的梯田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再也种不出饱满的谷粒。更可怕的是，那甜腻的烟雾，比任何枷锁都更牢固地捆住了他们。
男人们从“抽一口解乏”，到离不开烟枪。为了那一口烟，他们卖掉了田地，卖掉了耕牛，卖掉了祖屋，最后，开始卖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连那些十二三岁的半大娃娃，都学着大人样，偷偷躲在角落里，点燃一个“小烟泡”，在云雾缭绕中，提前结束自己的人生。
周阿公的茶铺，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南来北往的马帮，歇脚的村民，总会在这里喝上一碗热茶，谈天说地。如今，茶铺里冷冷清清，只剩下几个形销骨立的老烟枪，像鬼影一样缩在角落里，喉咙里发出的咳嗽声，如同一个个破旧的风箱，在苟延残喘。
他蹲在门槛上，点燃了自己的旱烟杆，辛辣的烟草味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他望着山坳里，那一片片在晨风中摇曳的罂粟花海，美丽，却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突然，他想起了上个月，从昆明来的一个年轻人。那人自称是农矿厅的技术员，背着一个帆布包，挨家挨户地讲解。他塞给周阿公一小包化肥，热情地说：“老阿公，这是‘丰年牌’，种稻谷用上这个，一亩地能多打两斗粮！”
他还硬塞给周阿公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几个大字——《经济作物替代种植手册》。
周阿公当时没在意，随手就扔在了柜子里。可现在，那几个字，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中浓得化不开的绝望。
“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麻栗坡就死绝了！”
他猛地站起身，将心爱的旱烟杆狠狠往地上一磕，烟锅里的火星溅了一地。
“走！我们去县上！去找那个新成立的……什么……禁烟会！”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赵靖云的故事讲完了，但那幅血淋淋的画面，却烙印在了每个人的脑海里。阿秀的哭嚎，孩子乌紫的嘴唇，倒在血泊中的夫妻……一幕幕，如同刀子，剜着在场所有人的心。
“主席，麻栗坡的悲剧，只是全省的一个缩影。”一个清脆而坚定的女声响起。
林秀珍站了起来。这位映雪女子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如今的商务厅企业服务科科长，手里也拿着一份报告。她的脸上没有何子谦的悲戚，也没有赵靖云的怒火，只有一种冰冷的、理性的沉痛。
“早在去年，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在滇缅商路上，我们的马帮驮出去的‘云货’里，有一种特殊的‘土产’，常年占据三成以上的份额。”她顿了顿，“那就是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