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婆婆事件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下确认了掠食者的存在。川没有因暂时的平息而放松，反而将感知的触角更加细致地铺开，如同最精密的雷达，扫描着红星家属院乃至更大范围的“认知场”。他发现的真相令人心惊——孙婆婆绝非孤例。在她周围，还有数个类似的“脆弱节点”，如同被霉菌侵蚀的朽木，散发着或强或弱的、被伪装过的阴影气息。它们相互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极微弱的信息共振，构成了一张小范围的、潜藏的“污染网络”。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认知疫病”的传播方式。它不再仅仅依赖个体接触，而是开始利用这个时代特有的信息渠道——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街头巷尾流传的小道消息、甚至是一些看似正经的官方通知中某些容易被曲解的措辞——作为载体，将那些挑拨离间、激发焦虑、破坏信任的“认知毒素”，如同病毒般植入大众的意识。
例如，一则关于“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的普通宣传标语，在阴影能量的微妙扭曲下，可能会让邻里之间互相猜忌的成分被无形放大；一段关于“某些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传闻，会被添油加醋，精准投射到某个与听众有过节的干部身上，激化干群矛盾。
这种攻击，无声无息，防不胜防。它不直接杀人放火，却在悄然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基石，制造着无形的裂痕。而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将其归结为“风气不好”或者“个别人素质差”，难以察觉背后那双无形的推手。
川意识到，他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定点清除的“病灶”，而是一场正在蔓延的“认知瘟疫”。阴影似乎洞悉了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规律和人性的弱点，并以此作为发动攻击的温床。
单纯的“净化”个体节点，如同杯水车薪，甚至可能加速阴影的变异和扩散。他需要一种更系统、更根源的应对策略——不仅要治疗“病人”，更要净化“环境”，切断“传播途径”。
他将自己的发现和分析，以一种隐晦但王同志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了汇报。他提出，需要一种基于“信息对冲”和“群体免疫”的思路，去对抗这种新型的认知攻击。
“我们需要制造并传播‘抗体’。”川在密室里对王同志解释道，“不是去强行删除或否定那些负面信息——那只会引发更大的好奇和逆反——而是用更大量、更生动、更贴近民众生活的正面信息和积极叙事，去淹没、去稀释那些毒素。让信任、互助、乐观、理性的‘味道’，成为社会认知场的主流。”
王同志虽然对“认知场”、“味道”这些词汇感到陌生，但他理解了川的核心意思——这是一场争夺人心的舆论战，只不过敌人更加隐蔽和诡异。他向上级请示后，获得了有限的授权，可以在红星家属院及周边小范围试点川的方案。
一场静悄悄的“认知环境净化”行动开始了。
在川的暗中引导和未来世界信息技术的有限支持下（一些经过伪装的、符合时代背景的正面故事和模范事迹，被巧妙地植入地方小报、广播节目和群众文艺创作中），红星家属院及周边区域的“信息食谱”开始发生变化。
广播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口号，多了些发生在普通人身边的、真实感人的互助故事。
墙报上出现了表扬邻里和睦、子女孝顺的具体事例，而非空泛的道德说教。
甚至在一些群众会议上，也开始有人自发地讲述起身边人的优点和集体的温暖。
这些正面信息，经由川那无形力量的微弱加持，其感染力被稍稍放大，更容易深入人心。它们如同精神的维生素，开始潜移默化地增强着居民们对“认知毒素”的辨别力和抵抗力。
效果是显着的。家属院内的氛围进一步好转，那些被阴影寄生的“脆弱节点”所能造成的影响被大幅削弱，它们散发的“毒素”如同投入沸水的冰块，迅速消融在积极的舆论氛围中。孙婆婆变得更加沉默，其他几个节点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然而，阴影的反扑也随之而来。它似乎察觉到了川的新策略，立刻改变了战术。
它不再执着于制造激烈的冲突，而是转向了一种更阴险的“认知腐蚀”——它开始大规模地、 indiscriminately （不加区分地）散播一种低强度的、弥散性的“虚无”与“倦怠”情绪。
这种情绪不针对任何具体的人或事，只是一种普遍的“没意思”、“没盼头”、“干啥都一样”的无力感。它不激发愤怒，而是消解热情；不制造仇恨，而是扼杀希望。它让人们对正面信息也变得麻木，对未来的期待变得黯淡。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慢性毒药”，其危害更隐蔽，也更难驱散。
红星家属院刚刚提升起来的积极氛围，仿佛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薄纱，虽然表面的和谐还在，但那种蓬勃的“精气神”却像是被抽走了一部分，居民们的眼神中，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茫然和懈怠。
甚至连川自身，都偶尔会感受到一丝来自这种“虚无之潮”的侵蚀。它试图消解他行动的意志，让他怀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
“它在尝试……降低整个系统的‘活性’。”川在意识中对自身状态进行着分析，“它意识到无法在正面冲突中取胜，就开始试图将整个环境拖入一种低欲望、低能量的‘死寂’状态。这才是更致命的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