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井田时，至少无人饿死！” “那是虚假的安稳！”陶朱激动起来，“井田时，遇灾年饿殍遍野；如今虽有不均，但总体财富倍增，饿死者反少。先生可知道，如今一亩之收，胜往昔三亩？”
姬稷默然。他不得不承认陶朱的话有道理：尽管贫富差距扩大，但整体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市场上货物琳琅满目，普通市民也能买到以往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物品。
最让姬稷深思的是他在楚国看到的景象。楚国地广人稀，鼓励垦荒和工商，许多中原工匠纷纷南迁。在那里，工匠地位较高，可自由经营，甚至可凭技艺获爵。
“楚人重实利，轻礼仪。”一个中原移民告诉姬稷，“在这里，会冶铁胜过会诗书，善经商胜过善射御。虽然被中原士人讥为蛮夷，但百姓富足，仓廪充实。”
姬稷忽然想起孔子的话：“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经济的活跃确实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的冲击。
返回途中，姬稷特意绕道参观了一个新兴的纺织中心。这里千家万户机杼声声，妇女们日夜纺织，产品远销各国。
一个女工告诉姬稷：“往日井田时，妇女只在家织布自用。如今专业纺织，一匹布可换一石粟，胜过男子耕田。”
但她又叹道：“只是商人压价，官府征税，实际所得无几。许多人家女子七岁上机，三十岁目盲，所得仅够糊口。”
姬稷在竹简上记录：“工商之兴，如双刃剑：一面开辟财富之源，一面割裂社会之和。”
回到周原，姬稷将见闻禀告父亲。姬仲已是垂暮之年，听完儿子的讲述，沉默良久。
“变局已定，不可逆转。”老人最终说道，“井田既破，工商既兴，封建之世将终。未来天下，必是富国强兵者胜。而富国之道，已在工商之中。”
他颤巍巍地取出一卷竹简：“这是我毕生研究经济之心得。昔日井田之制，适合平缓时代；今日工商之兴，适合竞争时代。制度无绝对好坏，只有是否合时。”
姬稷接过竹简，只见上面写着：“经济之道，在顺势而为。农为本，工商为末，本末一体，不可偏废。若重本轻末，则国贫；重末轻本，则国危。唯本末协调，方能国富民安。”
窗外，秋风送爽，传来市集的喧闹声。姬稷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尽管这个时代充满矛盾与不确定，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
他决定将这些年的见闻与思考整理成书，记录这千古未有的经济大变革。从井田到工商，从黍稷到百业，从封闭到开放，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在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而这一切，只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