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秦朝官吏对待外商与本土商人的态度截然不同：对胡商礼遇有加，对本土商贾却多有限制。
“此谓‘外重内轻’。”市舶令私下告诉姬稷，“陛下欲耀国威于四海，故优待外商；至于本土商贾，恐其坐大，故加抑制。”
姬稷还发现，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虽然便利了商业，却也加强了官府对经济的控制。在平准仓，他看到官吏们通过调节物资储备来影响物价。
“此乃管子轻重之术。”平准官解释道，“谷贱时增价收购，谷贵时平价出售，如此调节市场，防止奸商操纵。”
但一些商贾私下抱怨：“说是平准物价，实则是与民争利。官府资本雄厚，小商小贩岂是对手？”
离开咸阳前，姬稷最后一次拜访李斯。丞相府中，这位统一政策的推动者正在审阅各地商业报告。
“商业活跃，税收倍增，此乃统一之功。”李斯说，“然商贾重利轻义，若不加约束，必生祸乱。故既要用其利，又要抑其势。”
姬稷问：“然则商贾子弟聪慧者众，若始终排斥于仕途之外，岂非人才浪费？”
李斯默然良久，缓缓道：“此乃百年积习，非一日可改。或许后世明君，能破此藩篱。”
归途上，姬稷整理着这些年的见闻。他明白，秦朝对商业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通过统一货币度量衡促进了商业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种种制度限制商人地位。
这种矛盾，折射出农耕文明对商业文明的深层焦虑。
在最后一卷竹简上，姬稷写道：“秦制统一，实开商业新局。然商贾虽富，终难入仕，此其局限也。后世若欲富强，当破此桎梏，使商业之力完全释放。”
马车驶出咸阳城门时，姬稷回望这座日益繁华的都市。他知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商业的浪潮已然兴起，任何力量都难以完全阻挡。
而货币与度量衡的统一，就像为这股浪潮修筑了河道，既规范了它的流向，也加速了它的奔涌。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商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话还将长久持续。
